斯坦利的書房簡直就是一項杰作，其中有懸于頭頂?shù)睦K和滑動的寫字板裝置，這是一套對有著自制風格的慢運動十分有效率的組合，可以說是房如其人。

如果說誰的職業(yè)生涯可以用來概括美國遠東政策的不足，斯坦利·亨培克自然是首當其沖。他曾在1911 年辛亥革命（1909—1913）前后在中國幾所官辦大學執(zhí)教4 年之久。這是在他獲得羅德獎學金之后（1904—1907）。中國方面并未要他講授語言課。他所從事的學術領域為政治學，當時這個學科已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且與法律仍有密切關系。1911 年他獲得了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并與芮恩施（Paul Reinsch）教授一同工作，后者后來成為威爾遜總統(tǒng)派往中國的駐華代表。1916 年，亨培克出版了《現(xiàn)代遠東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一書。1914 年至1917 年他執(zhí)教于威斯康星大學。在一戰(zhàn)期間他成為陸軍上尉，接著開始緊張地工作，在1919 年巴黎和會與1921 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為遠東問題專家。之后于1924 年至1928 年間離開政府部門，前往哈佛大學講授遠東歷史課程。1927 年出版《今日中國政治》（China Today-Politics）一書，1928 年返回華盛頓, 擔任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他善于將合法性與道德準則結合起來，這完全符合傳統(tǒng)美國人對于門戶開放政策的浮夸作風。如今這種符合亨培克口味的迂腐軟弱的外交信條使得他既能站在美國的立場維護法律，又能站在中國的立場維護正義。從這兩方面來說，他是有著濃厚文化氣質的典型美國人。

最令人奇怪的是，他在國務院只是一名民法專家而非駐外代表。盡管如此，1937 年后他主管遠東司中國科與日本科，且一切相關事務都必須獲得他的批準（政治顧問亨培克）。這種不同尋常的安排證實：與其他地區(qū)不同，遠東的確神秘莫測，需要某位“懂”東方的人來把握。這一情景有幾個錯誤。亨培克是一個精力充沛而又十分獨斷精明的人。他掌控著這個所有中國問題專家曾進入過或應召去工作的行業(yè)——他們自認為有著普通人不具有的深奧知識。他曾到過中國，講授中國近代史，但這個經歷使他（及每一個“中國通”）看不到自己無知的一面，相反，這些皮毛的知識與理解卻使他自信滿滿。他并未親眼見證發(fā)生于中國的幾次革命，不過他對此并不在意，他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擁有令人驚訝的正義感。在我們早期的見面中，他向我解釋說：“美國的遠東政策就像一列疾馳在軌道上的火車，早已安排好了前進的方向，人人都知道將要開往哪里。日本人必定注意這一點。是戰(zhàn)還是和，一切都取決于他們?！边@樣下去，火車出軌在所難免。

1941 年8 月，早先在日本和中國的駐外事務處人員開始反對對日采取明顯的綏靖政策，并對遠東司武斷的施行方式頗為不滿。當時的遠東司日本科領導為馬克斯·漢密爾頓（Max Hamilton），他毫無個性，完全被亨培克牽著走。之后有人甚至冒著被革職的危險向副國務卿薩默納·威爾士（Sumner Wells）呼吁，要求進一步討論有關政策問題。遠東司的這一矛盾一直被掩蓋，直到1944 年大量工作人員再次反對亨培克，指責其對國務卿赫爾（Hull）隱瞞重要信息。很快亨培克被派往荷蘭擔任大使，自此結束了他輝煌的職業(yè)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