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級社會怎么可能推進城市化？歷史數據放在了那里：1960年我國城鎮(zhèn)化率為19.7％，可是到1978年的城鎮(zhèn)化率只有17.9％。這就是說，18年間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不但沒有寸進，反而下降了近兩個百分點。真比蘇聯老大哥還出彩，因為那里的紀錄是城市化率僅在1939~1940年間出現過0.4個百分點的下降，那還是因為發(fā)生了蘇聯衛(wèi)國戰(zhàn)爭！

順便比較一下。蘇聯的城市化模式是計劃加行政命令。他們把城市看作是國家工業(yè)化的副產品，哪里上工業(yè)項目，哪里就找一塊配套的空間供工人、工程師和管理者生活居住。在此意義上，城市無非就是一個比工廠更大一點的空間組織而已。既然計劃經濟可以建設大批工廠，為什么就不能大批建設城市？一樣都是建設項目，一樣動用人、財、物，計劃經濟的長項是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工廠搞得成，城市也一樣搞得成。

老大哥的城市建設和城市化記錄還真的不俗。據蘇聯經濟研究文獻，1926年蘇聯城市人口2630萬，占總人口的17.9％，到1990年,全蘇聯城市人口1.9億，占總人口的66％。其間，全蘇城市人口增加了7.2倍，城市化率增加了48.1%。蘇聯學者統計，1917~1982年間，前蘇聯共建設了1238座新城市，平均每年20座，其中1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數已躍居世界之首。

這豈不是說，不在意經濟自由也可能成為推進城市化的另一條路線嗎？對此我取保留態(tài)度。其一，蘇聯時代限制普通人經濟自由的程度，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相比，多少有點小巫見大巫。反正“批判蘇修”時中國公布的那些材料讓我相信，蘇聯的小自由遠比中國的“文革”時代要大得多。至于個中緣由，究竟是幅員遼闊、行政效能不佳，抑或是因為勞力不足，用人機構的競爭事實上抬升了蘇聯勞動者的經濟自由，還是兩國之間的組織文明在極限值方面存在差距，那就要請教研究蘇聯問題的行家了。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城市化指數是一回事，但城市化內涵對經濟增長的全面影響，又是另外一回事。蘇聯時期城市化率進步很快，這是事實。可指令計劃驅動的城市數量增長，在空間資源的配置，特別是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積聚和集中方面，卻并不成功。例如，由于前蘇聯理論界長期對城市化持否定觀點，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不能重蹈資本主義人口過度集中的舊轍，要走自己的人口均衡分布的發(fā)展道路。結果，蘇聯長期堅持“限制特大城市、積極發(fā)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人為抑制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在內的48個最具集聚潛能的中心城市的發(fā)展?！霸谔K聯時期，政府致力于將圣彼得堡、中部地區(qū)和中烏拉爾等老工業(yè)區(qū)的比例從65％縮減為32％，迫使生產力向東部轉移。1925年，東部地區(qū)的經濟生產只占4％，到國家解體時，該比例增至28％。國家行為導致的空間效率低下可能加速蘇聯的解體。”（2009年世界發(fā)展報告，第4頁）

這些討論要求我們明確，在經濟自由與城市化以及更一般的空間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我們不妨定義，經濟自由是行為主體對機會以及由機會帶來的機會的選擇，而這恰恰構成城市化—人口在空間上的流動與集聚—的微觀基礎。國家計劃當局在提出旨在導引城市化的宏大規(guī)劃或計劃時，似乎特別需要重視這個偉大進程的微觀條件。

謝天謝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推進，為研究以上問題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基礎。急劇擴大的經濟自由，加快了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而更高質量的城市化，則需要經濟自由得到更完備的權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