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京城里爭論激烈。反對者責問包產到戶的“方向”，支持者辯說包產到戶大幅度提高了產量。我和《未定稿》的編輯王小強合作，寫了一篇文章論證包產到戶。該文起于一股不平之氣：為什么增加產量的就一定違背“方向”了呢？文章寫出來后，沒有地方可以發(fā)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y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耕今先生把我們的文章推薦給1980年全國農業(yè)經濟學會年會。記得會上一位什么權威專門找到北京農科院院長的秘書趙曉冬，質問這兩個人是不是共產黨員，趙答：不是。該權威說，你總是共產黨員吧，可不能理這兩個家伙！

《經濟觀察報》：真是夠刺激的。

周其仁：也許是下鄉(xiāng)十年的經歷，對農村的實際生活有直接的觀察與體驗，所以那些教條化的理論，一概不能吸引我們的興趣。當時，類似我這種情況的老三屆學生不少。氣味相投的，就聚到一起讀喜歡讀的書，討論喜歡討論的問題。后來，我們自發(fā)組織了一個業(yè)余讀書小組，大家關心學問，也關心時事，聚在一起度過了許多難忘的時光。

很巧，當時人大經濟系的資料室有位老師叫白若冰，沒有上過大學，但對理論問題有濃厚的興趣，也參加了我們同學的讀書活動。白若冰的父親跟杜潤生是戰(zhàn)友，他去看杜潤生的時候轉述了我們讀書會上爭來吵去的一些話題。杜老當時官居國家農委常務副主任，竟然也對我們的議論有興趣，把我們這些“毛孩子”約去交談，聽我們那些意氣風發(fā)而又難免書生氣的見解。1981年的早春，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成立的中國農村發(fā)展問題研究組，立志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fā)展面臨的重大問題。由于全部有過上山下鄉(xiāng)的經歷，其中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發(fā)展組得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兩個研究機構的領導人鄧力群和杜潤生的支持。杜老在會上說：“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業(yè)還是落后的自然經濟，中國就不會有現(xiàn)代化”——他是為了這么一樁偉大事業(yè)后繼有人，才支持我們青年人自發(fā)匯聚起來的。杜老還要大家記住他的話：“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边@是多少年后我們都忘不了的。

走上農村調查之路

《經濟觀察報》：發(fā)展組成立的時候，農村正涌動著改革大潮。

周其仁：發(fā)展組成立后不久，國家農委開具介紹信，還給了一點調查經費，我們就利用暑假到安徽滁縣地區(qū)作農村調查。這個地方是1977年后全國又一輪包產到戶的發(fā)源地之一。我們跑遍了定遠、鳳陽、嘉山等地的農村，詳細調查包產到戶的起因、做法、效果和面臨的新問題。當地干部和農民向我們介紹這一改革的艱難歷程，回顧歷史上自發(fā)的包產到戶怎樣成為他們的“救命田”，要求包產到戶長期化、合法化?，F(xiàn)實告訴我們，一場深入的農村改革勢不可當。調查結束，發(fā)展組撰寫的研究報告，得到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贊賞。他批了一大段話，說這個報告對包產到戶后的農村問題講得一清二楚。后來還聽到傳達，他在中央會議上專門談到，中央的經濟決策必須以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為基礎，要求各中央國家機關從有過下鄉(xiāng)經歷又考入大學的年輕人中，抽選一大批來做調查工作。因為這個講話，1982年的夏秋之際，發(fā)展組就成建制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yè)經濟研究所——我們尚未正式畢業(yè)就已經被“分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