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套土地制度，為解決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占用農地，混合了“土地不得買賣和漲價歸公”（征地制）、“國家工業(yè)化”（超低補償）、“人民公社制”（唯有“集體”成為農民的合法代表）和“香港經驗”（土地批租制），自成一家。這再次表明，在迫切的經濟需要面前，任何強大的傳統(tǒng)總免不了要發(fā)生變異。

這套組合起來的土地制度，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征：（1）決定工業(yè)和城市用地供給的，既不是農地的所有權，也不是農地的使用權，就是說，農地產權在法律上沒有資格作為土地交易的一方，無權參與討價還價；（2）政府對工業(yè)和城市用地需要做出判斷，運用行政權力（包括規(guī)劃、審批、征地）決定土地的供給；（3）權力租金——而不是土地產權的權利租金——成為目前農地轉向工業(yè)和城市用地過程里基本的經濟刺激。在如此約束之下，各相關方將如何行動呢？

以權力租金驅動土地流動，效果如何還需要長期追蹤、觀察和研究。目前我看這套土地制度，邏輯的一致性還在其次，實際效果上“兩不經濟”的端倪已現(xiàn)，值得注意。

這里所稱“兩不經濟”現(xiàn)象，是指目前大都市因為行政控制過嚴，所以土地供給普遍不足，結果地價過高，可能步香港模式之后塵；而許多小地方，卻同時因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沒有什么效益的工業(yè)和城鎮(zhèn)建設項目，濫占了農地。簡單概括，一邊嚴重浪費城市化的機會，一邊大量浪費農地。

不是嗎？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地的市場地價，已經高得令一般產業(yè)界人士側目，而紅火的房地產市場，看來看去還是不能完全脫去“丹頂鶴”特色——由境外和境內高收入人士的購買力主導——離“國民經濟主導產業(yè)”還差得遠。其實，精明的房地產商人怎么會不知道，客戶沒錢賺的生意是做不長的。但是要讓房地產價格降下來，就要把地價降下來，把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種種收費降下來。為此，首先必須大量增加商業(yè)中心城市的土地供給。問題是，土地供給控制在政府手里，而大都市的政府，差不多一股腦兒在學香港地區(qū)——不但學土地政策，更學政府開支模式。

如此下去，內地很快會出現(xiàn)若干個“香港”。那可是所得稅率比現(xiàn)在香港高一倍，而地價占收入平均所得水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新香港”。這些“新香港”的經濟靠什么來支撐？每周放5天假，還是天天辦運動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