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明白，歷史知識能幫助我們正確地看待當下。我們之所以能了解自己當下身處何方，原因之一在于我們擁有解釋清楚我們如何走到這里的能力。然而，我們沒有高超本領將敘事能力投向未來。隨著變化不斷加速，這種無能為力會造成更大的負擔。新發(fā)明和新現象層出不窮，我們卻沒法用它們來理解環(huán)境中的那些故事。人類壽命從60多歲增長到100多歲，有關職業(yè)和退休的故事會如何改寫？催孕藥物如何改變生育的時間表？電子郵件如何改變我們對于工作周的概念？機器人又如何改變勞動力和管理之間的關系？或者在現有的參照系中，社交網絡又如何改變一場革命的目標？

托夫勒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想象并規(guī)劃未來、預測新潮流，我們經受的精神創(chuàng)傷或許就能減輕一些，我們就有能力構想適應所有破壞性變化的、新的敘事方式。

然而，就算《星際迷航》準確預測出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問世，運用科幻小說想象未來世界的做法始終存在問題。第一，有時現實比小說發(fā)展得更迅速、更難預測。故事必須遵從某些約定俗成的情節(jié)設定模式，以便讓觀眾覺得合情合理，但現實卻不存在這一掣肘。事情就那么發(fā)生了，幾乎沒有什么時間表可言。第二，更重要的是，比起預測未來，故事所扮演的角色更側重于影響未來。作為媒介，故事已經證明自己在承載信息和價值觀并將它們傳遞給后人方面的巨大作用。孩子們總是在睡覺前要求我們講故事，我們就在故事中摻入夢想和成年人的價值觀。同樣，有關宗教和國家歷史的故事及神話也需要年復一年地保留和發(fā)揚某些特定的價值觀。這也是一些文明及其價值觀能綿延幾個世紀的原因之一。

無論出于怎樣的好意，未來學也幾乎總是帶有特定目的。對于那些熟悉互聯網的人來說，《連線》雜志最早幾期似乎已將自己的本來目的再鮮明不過地展示了出來—將互聯網與自由市場的價值結合起來。20世紀90年代躥紅的眾多未來學家簡直忍不住預測未來最重要的專業(yè)人士就是未來學家—如你所料，他們帶來的故事是為那些尋求未來愿景的公司量身定做的，包括如何使公司基業(yè)長青。未來學家的要務從預測未來轉向取悅那些想要留住過去的人們。

與此同時，以未來為重的種種做法幾乎無助于我們應付這些眼前事。我們將沉迷于“這個未來”或“那個未來”，最終卻剝奪了“當下”貢獻價值和意義的能力。公司將大量資金和精力投入未來規(guī)劃，卻忽略了對當下競爭力的打造。他們聘請顧問（有時也包括像我這樣的媒體理論學家）為他們提供關于自身產業(yè)“高瞻遠矚”式的意見。他們一廂情愿地以為，只要站得更高，就能看得更遠。我曾和一家科技公司的管理者探討過，他們當時正根據有關外匯期貨的研究報告和投機信息決定在哪里興建離岸公司。另一家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則忙著通過商品期貨投機對沖供應成本，完全沒考慮到本公司的新技術將降低人們對這類商品的需求。一些公司為此損失數百萬美元，甚至斷了財路，它們只顧押寶在未來上，卻任由核心競爭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