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后，崔萬增被告知退居二線，原因是有人認為他作為一名政工干部，做賣餡餅這樣的事情有損形象。

和崔萬增一樣，這時候許多人把上街擺攤作為認識市場的開始。《北京青年報》報道說，北京人這時的口號是“要想富，上馬路”，“各種跳蚤市場一夜之間遍布大街小巷，東八里莊紡織區(qū)、團結湖、八角村體育場、古城等地段，出現(xiàn)了10余處紅紅火火的第二職業(yè)夜市，規(guī)模最大的有200多人，少的則有50多人”。

此時，第二職業(yè)、小時工、跳蚤市場等詞匯被人們頻頻提到。1992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青年人“最迫切的需要”，許多人打出了“第一職業(yè)求穩(wěn)定，第二職業(yè)求發(fā)財”的口號。

這一年有4 600多萬農民進城打工。連續(xù)3年的豐收，糧價下跌，農村出現(xiàn)了賣糧難現(xiàn)象，農民收入也隨之下降。這一年，重慶市的糧票退出了市場，此時，生活必需品計劃分配的制度已經實行了30多年，隨著這一制度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農民進城打工可以直接購買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電影《股瘋》反映了1992年股市大潮中上海市民炒股的故事，影片中阿婆發(fā)財?shù)那楣?jié)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1992年，上海70多歲的老太太谷如貞去儲蓄所存款，跑錯柜臺買回100張30元的股票認購證，由此買賣股票賺了大約近30萬?！侗本┣嗄陥蟆穲蟮勒f，與電影不同的是，現(xiàn)實中的谷如貞發(fā)財之后，嘮嘮叨叨地說：“我活了70歲，也沒有見過那么多鈔票，這不是發(fā)橫財嗎？”

此時的上海和深圳是中國僅有的兩個可以發(fā)行股票的城市。

30多歲的盧曉媚是廣州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一名學者，從未涉足股市的盧曉媚得知8月份深圳將要發(fā)行一批原始股，于是和7個同事趕往深圳。在日記中，盧曉媚描寫了到達深圳第一天的情景：“上萬的人頂著烈日蜷縮在儲蓄所門前的水泥地上，礦泉水瓶子、快餐盒子扔得到處都是?！边@一天，深圳的300個新股認購發(fā)售點擠滿了150萬股民。

《蛇口消息報》發(fā)表的一組照片中，鏡頭所及都是排成長龍的隊伍，擁擠混亂的人群。一位來自江西的小伙子被清理出了購買股票認購證的長隊，他手里攥著被汗水浸濕的身份證和錢，絕望地沖著鏡頭大喊：“我排了整整兩天兩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