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生非容易死非甘，自殺性的死，常被后人指為輕生呢！而辛亥志士的萬死不辭，前仆后繼，卻有著對人生、人生價值異于常人的詮釋之深意。伯夷叔齊，以吾道一以貫之的精神，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而對現(xiàn)實，總有他們自己所不愿接受的煩惱，所以不惜選擇慢性自殺這條路了。另外一些人也有因純個人煩悶而擇赴死之道的。辛亥時期的志士，他們視死如歸的沖動，實在是來自對世事時政“日夜切齒腐心”（《荊軻傳》中樊于期將軍語）的煩惱。本來他們中的不少人完全可以敷衍生活，安享職位的舒逸、名士的令名，何樂不為？可是他們的氣質(zhì)卻永遠是充溢著責任和良知感的，因而遂有異于一切渾渾噩噩生命的選擇—殺身成仁何所辭！1906年李叔同先生激于世事，悲憤難抑，嘗謂“哀國民之死也”，而當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他欣然填《滿江紅》詞一闋表達他對英雄志節(jié)事功的景仰：“皎皎昆侖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quán)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尸骸暴。盡大江東去，余情還繞?；昶腔删l(wèi)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如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不難看出，志士們本來有著鐵的意志，而在決死的斗爭中，又磨煉成了鋼的性格。獻身甘為萬矢的，哪怕流血碎尸于菜市街頭，也是死而后已，終于無負初心。世上做穩(wěn)了奴才的聰明人，或者靠收買另一種死魂靈養(yǎng)肥己身者，在烈士形象之前，是何等的不成人樣?。?/p>

革命黨求死得死，起初的心情或者雪震露怒，漸因時勢推移，而趨平靜，因為人生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亡，是一個緩進過程。突然的事變至于犧牲自我性命，總須有所依托，那就不外其決死殉國之心—行天道與人道的大愿。一般認為天道常常青睞善良好人，究天人之際的司馬遷卻慧眼如炬，他以為好人不是餓死，就是受窮，或者早夭，反而那些“日殺無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shù)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何遵德哉？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伯夷列傳》）真正的天道，尚須志士以血換取。此種時刻準備犧牲的志節(jié)深潛意識底層，即在平素也會不期然而表露出來。朱執(zhí)信，史稱革命圣人，他的弟弟勸他不可太冒險，他慢慢舉起手來放在頸上說道：“好頭顱，誰當砍去？！”又把人頭打個比方：“譬猶沙煲，有用其煮飯，經(jīng)歲月而后損壞者；又有用以盛炸藥，擲向奸賊，隨用隨毀者。吾則盛炸藥之煲也?！保ā吨靾?zhí)信行狀》）一千多年前的隋煬帝嘗引鏡自照，嘆曰：“可惜好頭顱，不知為誰人斫去？”在死亡意識上，二者頗似，但煬帝乃殘暴統(tǒng)治者的內(nèi)心恐怖，而故作鎮(zhèn)定；而革命黨的死亡意識卻是期望未來好世界的捐軀熱望，二者形同質(zhì)異。1907年，朱執(zhí)信參與策劃暗殺清軍將領(lǐng)李準，兩年后的秋天，當汪、黃、喻北上行刺清攝政王時，他寫下《擬古決絕詞》，有謂“幽蘭窗下潔，所寶在素心……人生世上亦如此，此身何惜秋前萎?！彼且粋€情緒哲學意味很濃的人，喜歡夜晚觀察宇宙星體，思入微茫，探求生與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