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問題。康有為在《法國革命史論》一文中說：“我國久廢封建，自由、平等已兩千年，與法之十萬貴族壓制平民，事既不類，倡革命言壓制者，已類于無病而學(xué)呻矣?！辈⑦M一步指出：“革命之舉，必假借于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民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葬耳?！彼麄冞€威脅說，革命必將造成“天下大亂”，“血流成河”，而且還會招致帝國主義的干涉。革命派則用大量的事實，對改良派進行一一駁斥。他們指出清政府是一個投降媚外的賣國政府，頑固守舊，不思振作。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國不會富強。革命派指出：“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藥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嵋驉酆推剑鷲鄹锩?，何也？革命、平和，兩相對待，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痛苦而已?！薄皾M洲政府實為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揚湯止沸，抱薪救火。”對于革命可能會引起社會秩序混亂，革命派指出，歷代王朝的滅亡，都是人民革命的結(jié)果，所以應(yīng)該利用“民氣”去推翻清政府。革命派還指出革命不但不會招致帝國主義的干涉，反而是挽救民族危亡，避免列強瓜分的唯一途徑。他們說：“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末由?！馊酥愿矣J覦中國者，以中國政府之敝敗也。顛覆政府，當(dāng)以兵力，去其敝敗，而瓜分之途塞?！碑?dāng)時，革命派把滿洲貴族同一般滿族區(qū)分開來，推翻清朝政府，只是使?jié)M洲貴族不再掌握政權(quán)，“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這樣一來，革命的目標就更明確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的問題。中國將來政治前途的走向，是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這是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又一個根本分歧。當(dāng)時康梁極力主張繼續(xù)維持清王朝的統(tǒng)治?？涤袨檎f：“以中國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其必不成而墮溺，乃必然也?！币馑际侵袊豢赡芟衩绹?、法國那樣實行民主共和制。康有為拿出“三世說”，指出現(xiàn)階段中國最適合的即是君主立憲政體。梁啟超亦說：“共和立憲之萬不能行，行之則必至于亡國……然則為今日計，舍開明專制外更有何途之從！”梁啟超甚至認為中國人“既乏自治之習(xí)慣，又不識團體之公益”，而且大多是“家無擔(dān)石，目不識丁”，根本不配享受民主權(quán)利，所以“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革命派以西方資產(chǎn)階級“天賦人權(quán)”作為理論依據(jù)，抨擊了“國民惡劣”的謬論，明確指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并不亞于其他民族，盡管被壓制了兩千多年，潛在的力量仍然存在，短期內(nèi)即可恢復(fù)。也同時具有能力實行民主共和政治，因為政治革命的任務(wù)除了人民是沒有誰能承擔(dān)起來的。中國人民既然能進行革命，就必然能實行民主共和，既有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體之后，也就一定會有實行議會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的問題。改良派認為中國不必實行，也不能實行社會革命。在梁啟超看來，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貴族制度，所以不必要像西方那樣進行社會革命，只要進行一些社會改良就行了。針對同盟會提出的“平均地權(quán)”、“土地國有”的民生主義，進行攻擊。他說私有制是“現(xiàn)社會一切文明之源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土地國有，無異于掠奪，極不利于國民經(jīng)濟，且必然妨害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他威脅革命派說：“敢有言以社會革命與他種革命同時并行者，其人即皇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备锩膳辛烁牧寂傻幕闹囌擖c，同盟會的激進者朱執(zhí)信根據(jù)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指出“社會革命之原因在社會經(jīng)濟組織之不完全也”，而其中最根本的一點是“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chǎn)制”，以致造成“貧富懸隔”?！柏毟灰褢腋艄滩豢刹桓锩?，貧富將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倍毟徊痪F(xiàn)象，就必須進行社會革命，“夫救治貧富之不均，端賴提倡民生主義；而提倡民生主義，首在施行土地國有制，而實行土地國有制，則不可不向唯一之土地而賦課租稅”。“民生主義也，土地國有制也，單稅法也，即建設(shè)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針也。”（自由：《錄中國日報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民報》，第4號。）革命派還指出通過社會革命，生產(chǎn)既不會停滯，也將消除“貧富懸隔”現(xiàn)象，整個社會還能較好地運轉(zhuǎn)與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