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聞》是在日本唯一獲得過美國“密蘇里新聞獎”的有國際影響的一家大報，其地位和作用頗相似于當時中國的《申報》和此后的《大公報》。它以新聞報道的客觀、時效、通俗以及趣味等著稱，是最先實行記者考試錄用制度的。這家報社，如今也還是日本“五大報紙”之一。后來邵飄萍回憶自己在該報社工作的半年時間感嘆道：“察其規(guī)模之宏大，與其辦事之認真敏捷，竊嘆日本國勢之盛，蓋有因也?！?/p>

1920年2月1日，邵飄萍為朝日新聞社所聘，出任中國問題顧問一職，月薪300元日元，年休假一個月，差旅費以高級社員的標準支付，且報銷北京到大阪的往返旅費及日常生活費。雖然在朝日新聞工作，邵飄萍仍然不忘國內(nèi)時政，不時在《朝日新聞》上就廢止“二十一條”和“無條件交還山東”等問題，與日本朝野坦誠交換意見。在《朝日新聞》上，邵飄萍發(fā)表的《正告日本國民》一文中，全面陳述了中國主張主權(quán)完整、謀求中日真親善的意見。

由于“五四”運動的推動，改造中國社會的呼聲，在進步的知識界中迅速高漲。邵飄萍沒有滿足于罷免曹、章、陸和拒簽“和約”，他不滿現(xiàn)狀，一心想創(chuàng)立一種新社會。在日本期間，邵飄萍更是不斷思索國家的未來。4月，他署名邵振青，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教育與社會及政治》的文章，對當時的教育進行了全面分析。5月，邵飄萍又將人口問題的研究成果《避娠問題之研究》投寄國內(nèi)發(fā)表。為使國民正確認識各國對華外交，邵飄萍于同年7月發(fā)表評論《資本主義與各國對華政策》。

在新舊文化的沖突時期，思想界呈現(xiàn)百家爭鳴，異說競爭的局面。在眾多思潮中，馬克思主義成了最有力量而為眾多先進分子所接受的思潮。然而，在“五四”以前，國內(nèi)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較零碎、片面，有的甚至誤解和歪曲，多數(shù)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比較偏頗。1918年，李大釗發(fā)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1919年元旦又寫了《新紀元》一文，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在日本工作期間，邵飄萍全心全意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他經(jīng)常跑書店、圖書館、想方設法尋找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日譯本。只要載有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前后資料的報刊，他都收集，白天工作，晚上攻讀。他一邊研究各國歷史及現(xiàn)狀，一面鉆研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想利用馬克思主義學說挽救國家和人民。邵飄萍將其在1919年旅日期間學習蘇俄10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材料、心得，撰成《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新俄國之研究》兩書以及《俄國新政府之過去、現(xiàn)在、未來》等文章，體現(xiàn)了他從一個熱切關(guān)心祖國命運和前途的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初步具有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