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沒有得到那6個小時，盡管他將英國商人關閉于歐洲的所有港口之外，使之成為英國商人們的最大夢魘，他還是不能摧毀英國的經濟實力。1812年時，拿破侖控制了歐洲1/4的人口，并且一支法國軍隊最遠還侵略到俄國的莫斯科。兩年之后，他卻已經失去了大權，而一支俄國軍隊（由英國人出錢資助）卻打到了法國巴黎。1815年，維也納大會上的外交官們通過反復的協(xié)商達成了一些條款，而這些條款將在接下來的99年中削弱西方戰(zhàn)爭。

這些戰(zhàn)爭最后有沒有帶來一些不同呢？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的。在英法沖突前夕的1683年，維也納也曾處在一支土耳其軍隊的圍攻之下，但是當英法兩國于1815年在此集會的時候，西方戰(zhàn)爭卻已經極大地推動了西歐的火藥、軍隊紀律以及經濟發(fā)展，而土耳其軍隊也再未光臨過。當拿破侖于1798年入侵埃及的時候，奧斯曼帝國不得不依靠英國才能將其趕出去，而在1803年不到5 000人的英國軍隊（有一半的人還是在當地征召的，然后加以歐洲射擊術方面的訓練）在阿薩耶對人數是他們10倍的南亞人進行掃射。很明顯，軍事實力的平衡已經打破，優(yōu)勢轉移到了西歐。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情況卻又并非如此。盡管存在著許多的戰(zhàn)爭和轟炸，實際工資水平卻在1750年以后持續(xù)下降。自18世紀70年代以后，一群自稱政治經濟學家的學者將所有科學和啟蒙的工具都用于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從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的結論卻不是很好：他們宣稱，鐵一般的規(guī)律統(tǒng)治著人性。首先，雖然帝國的興起與對外擴張可能會提高生產力和收入水平，但人們卻總是會將多余的財富轉化為更多的孩子，而孩子們空空的肚子則會消耗掉額外的財富。其次，更糟糕的是，當這些孩子們長大成人需要一份工作時，他們之間的競爭又會使工資降低到饑餓邊緣的水平。

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可以擺脫這種殘酷的循環(huán)。如果這些政治經濟學家們對社會發(fā)展指數有所了解的話，他們很可能會指出盡管發(fā)展的極限瓶頸被稍微推高了一點，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樣難以撼動的。他們很可能會興奮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數于1773年趕超了東方，但肯定會說這些實際上無關緊要，因為鐵一般的規(guī)律禁止任何指數上升得更高。政治經濟學科學地證明了沒有任何事情會真的改變。

但是接下來情形卻真的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