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2)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作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然而,如果說當時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來得小,那么,交通的極端困難和不穩(wěn)定性卻使當時的世界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并不想夸大這些困難,按照中世紀或16世紀的標準來看,18世紀晚期是一個交通工具眾多且快速的時代,即使在鐵路革命以前,道路、馬車和郵政服務也已大有改善。從18世紀60年代到該世紀末,由倫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所需的時間,已從10~12天縮短到62小時。18世紀下半葉建立的郵車或驛車系統(tǒng),在拿破侖戰(zhàn)爭末期到鐵路鋪設這段時期內大為擴展,它不僅加快了速度——1833年,從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郵件遞送只需36小時——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務。然而,陸路的旅客運輸量依然很小。陸上的貨物運輸不僅速度慢,而且費用昂貴,令人生畏。對那些經營官方事業(yè)或從事商務的人而言,相互往來是絕對無法斷絕的,據(jù)統(tǒng)計,在與拿破侖開戰(zhàn)之初,計有2 000萬封信件經過英國郵差之手(到本書所論時期尾聲,信件數(shù)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對于當時的大多數(shù)人來說,信件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因為他們不能識文斷字,而且,出門旅行——或許除了往返于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異乎尋常的事。倘若他們或他們的貨物要走陸路,那么,他們絕大多數(shù)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緩慢的二輪貨運馬車,這種方式甚至在19世紀早期還運輸了5/6的法國貨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里。送急件的人長途跋涉,行色匆匆;馬車夫趕著郵政馬車,捎帶著十來個過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顛簸,每個乘客都顛得散了骨架;貴族的私人馬車在路上飛馳。但對于那個世界的大部分人來說,牽著馬匹、騾子步行的車夫,仍主宰著陸上運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水路運輸不僅簡單、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變幻莫測的天氣干擾)。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間,從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里返往時間分別用了四天和三天。這位才子對于旅途花費的時間之短感到驚訝,他用這幾天時間舒舒服服地完成了與陸上路途一樣的旅行。碼頭所及的距離就是世界的距離:從實際意義上看,從倫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諾??丝げ祭卓颂m村(Brecklan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從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維利亞(Seville),要比從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出發(fā)更容易。從巴西的巴伊亞(Bahia)去漢堡(Hamburg),要比從東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n)走內地更方便。水路運輸?shù)闹饕秉c就是間歇太長,即使到1820年,從倫敦發(fā)往漢堡和荷蘭的郵件,每周才兩次,發(fā)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于發(fā)往北美的郵件,則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頓、紐約與巴黎的聯(lián)系肯定要比喀爾巴阡山的瑪拉馬羅斯郡(Maramaros)與布達佩斯之間的聯(lián)系要密切得多。正因為通過遠洋運輸運送大量的貨物和人員比較容易,所以兩個相距遙遠的都市之間的聯(lián)系,要比城市和鄉(xiāng)村間的聯(lián)系更方便。比如說,從愛爾蘭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時間(1769~1774年)運送44萬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時間運送5 000人到蘇格蘭的鄧迪(Dundee)還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獄(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內已在馬德里家喻戶曉,而在皮隆尼(Peronne)這個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獄陷落的第28天,才獲悉來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對于當時的大多數(shù)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廣袤無邊。除非被某種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軍隊征募所抓走,大多數(shù)人是生于斯、長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們所出生的教區(qū)里度過一生。法國當時共有90個省,遲至1861年,在其中的70個省中,9/10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們的出生地。這個世界的其他地區(qū)都是政府代理人和傳言談到的事,沒有報紙,即使在1814年,法國雜志的正常發(fā)行量也只有5 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層階級以外,幾乎無人能識文斷字。流動人口,包括商人、小販、短工、工匠、流動手工業(yè)者、季節(jié)性雇工,還包括四處行乞的托缽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強盜和市集上的老鄉(xiāng)這類范圍廣泛、行蹤飄忽不定的龐雜人群,這些人負責把小道消息傳給大家。當然,戰(zhàn)爭期間散落于民間或者在和平時期駐防民間的士兵也負責傳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過政府或教會這類官方渠道傳給大家。不過,即使是這種遍布于全國的政府組織或者基督教組織的地方人員,他們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說,他們定居于一處,終身為他們的同類提供服務。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區(qū),由中央政府任命,并被派往接任地方職位的官吏,此時才剛剛出現(xiàn)。在國家所有的基層官員中,或許只有部隊的軍官才有指望經常遷徙,過著四海為家的生活。這些人只有在他所轄地區(qū)內,從各種各樣的美酒、女人和戰(zhàn)馬中求得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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