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小學升初中，也是考試入學，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來小學的尖子生。但進入中學后還是產生了分化，像我，就沒從新鮮勁兒里轉出來：上課根本不認真聽講，老琢磨著玩兒的事，學習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語，幾乎沒背過幾個單詞，到后來，上英語課幾乎像聽天書，老師和同學讀課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數(shù)，就感覺有越來越多的題不會做了，下學期期中考試，竟得了 59分，不及格。老師批評我，反認為是老師跟我過不去，就干脆琢磨起怎么對付他，絕對屬于班里的“瑣矣（調皮、搗蛋）孩子”。一次上代數(shù)課，教代數(shù)的班主任許老師提問，我忽發(fā)奇想，想捉弄一下許老師，于是舉手。許老師看到我舉手，以為我要“學好”了，認真聽講進步了，就叫我回答。我站起來卻質問他為什么昨天到家中“告狀”（家訪）？立刻把課堂氣氛改變了，我這里還得意不已。還有一次是下學期開學不久，一個下雪天，天氣陰暗，北風呼嘯，泛巴拉子（雪霰）不停地從屋頂瓦縫里吹進，班里同學在上自習，我跑到黑板上畫了兩幅畫，一幅是教室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一幅是外面不下了屋里還下小雪，又在旁邊寫了“抗議”兩字，這是對老師不與我們“同甘共苦”一起在教室“挨凍”發(fā)牢騷。想想不妥，又加了“不敢當”三字，也引起部分同學起哄。到了春天，許老師看我越發(fā)不像話，就組織七八個同學開會幫助我。先是有女生義憤填膺，控訴我捉弄她們的種種事例，我則滿不在乎，不以為然。這時另一位男生放了“重炮”，提起我畫漫畫的事，說：“劉伯勤‘抗議’，抗議的誰呢？就是抗議黨抗議人民政府！”記得當時我嚇了一跳，許老師和批我的女生也愕然了。就在這時，突然地震了（好像是邢臺地震的余震），許老師立刻讓散會，才算是給我解了圍。就這樣，我自己也漸漸感到了“危機”，慢慢在班里混不下去了。這學期期末考試，教政治的蔣明老師又出了個“怪招”，開卷考試，要大家寫進入中學以后各方面的進步，這下我可作難了。蔣老師教學方式比較特別，她說話詼諧，把一門乏味的課講得有聲有色。她上課，乃至批評我，我都不好意思不聽。這題目下我要是編，肯定會被她戳穿，那樣更沒面子。沒辦法，我只得交了白卷，在試卷上留了一段話，明確說我要么是當成語文課的作文編造一篇故事，要么寫不下去，因此我選擇了實話實說，但保證今后改正缺點云云。蔣老師竟然在班上宣讀了我的留言，還表揚了我“誠實”，給了我 60分及格。不管怎么說，到 1966年上半年，我已經(jīng)很難混下去了，成績不是一會兒半會兒能提上來的，況且要驟然轉變，在平常啦到一塊兒（談得攏）的同學眼中又覺得“掉價兒”，可若再不改弦更張，下場必定是降班（留級）。這個時候突然說“永遠”不上課了，搞“文化革命”，那危機就算解除了，所以我心里高興，所以才歡呼了起來。

批斗師長

停課以后，大家還是每天到校。黨支部拋出了六個“牛鬼蛇神”，作為批判對象。學校再也不是清靜之地了，高音喇叭震天價響，辦公樓和各教學樓內外全是一層層的標語和大字報，連道路兩邊也拉起了繩子，掛滿了大字報。高年級同學寫的大字報，開大會上臺發(fā)言，不管是什么“理”，還能說個道道，我們初一學生，也就是跟著瞎起哄，胡狗亂（胡鬧），但都在極力表現(xiàn)自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志，這樣一來，這六位老師就遭了大罪了。

六位老師中有畢德質、鄭世經(jīng)、孔慶珊、張家璇、辛建嶺，還有教導主任李昌義，每天除了批斗就是強迫勞動，其間挨打挨罵是經(jīng)常的。記得一次開批斗會前，這幾位老師低頭彎腰從辦公樓里魚貫而出，兩邊擠著不少學生，不時有人伸手打過來的老師?？粗鴦e的同學動了手，一瞬間我也“心動”了，瞅著謝了頂、被勒令不許戴帽子的李昌義先生過來，照著他頭頂就是一巴掌，接著又朝他后背啐了一口吐沫……所有的老師都一聲不吭，忍受著來自他們學生的毆打、謾罵，屈辱地從人群夾縫中穿過。說實在的，我腦子里也曾閃過一絲不忍，但周邊的氣氛，以及手打到李主任頭上那略微彈起的“快感”，立刻就把這一絲善念沖掉了。那年月，“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雷鋒語）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過后多少年，我曾無數(shù)次回憶起當時一幕，每次都是趕緊強迫自己想別的事情，不敢正視那一刻以打人為快的齷齪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