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政治過程，無論多么稀釋的參與，除了開發(fā)民智，的確還能帶來其他益處。被拒絕投票權者，其利益往往會被遺忘?；锿媾c你相近的人來關心你的利益，最為保險。被排除而不能參與政治過程，至少表示你的利益只能透過別人伸張。不必假定中產(chǎn)階級選出的議會代表天然敵視勞動人民，也能明白他們將會完全透過資產(chǎn)階級觀點來看勞動人民的問題。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即使心懷再大的善意，也沒有能力像勞動貧民自己那樣看勞動貧民的難處。參與政治過程，牽涉的確實遠遠不只是投票而已。穆勒認為，民智乏啟，缺少動機力量，和缺少教育是同樣重要的原因。大多數(shù)人并非天生愚昧，但他們關于公共之事的想法如果連發(fā)揮最起碼影響力的機會也沒有，他們在政治上就會自甘消極被動。為思考而思考，只是少數(shù)思想之士的樂趣。大多數(shù)人的看法是思考必須有值得的益處。他們愿意付出智力與創(chuàng)意去思考他們的私人事務，是因為這思考對他們的生活有益。政治也是此理。費心費力思考公共議題，必須有其實際行動的目的，無論這目的多么遙遠，否則根本不值得這么麻煩。

穆勒的所有主要關切，都歸結于他所說的“進步”。穆勒并不像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啟蒙之士那般認為進步無可避免。《論自由》與《論代議制政府》都貫穿著一個領悟，說社會能前進，也會后退。穆勒不是經(jīng)濟決定論者。他不認為工業(yè)的進步必然帶來政治與社會生活任何進步。即物質進步也是沒有保證的。一個社會里當家做主的感覺狀態(tài)能鼓勵個人干勁與進取精神，但也能輕易壓垮這精神。穆勒關心自由與自我發(fā)展的未來，也同樣關心勤業(yè)進取的未來。對當時表現(xiàn)于歐洲與英國政治上的秩序派與進步派，穆勒故作不知兩者有何差別。秩序派致力保存過去的進步成果，進步派著眼于未來的進步。兩者互為必要條件，因為不保全社會目前的進步狀態(tài)，就沒有未來的進步可言。進步派要保守派承認他們想保存的是過去的非進步層面，但穆勒擔心，社會對當前進步的那種沾沾自喜，其實可能暗藏著社會倒退。

穆勒如果說是任何意義上的決定論者，那只能說他是意識形態(tài)決定論者。意見真的有作用，居于領導地位的意見猶然。18世紀的啟蒙意見令穆勒心儀之處，是那意見何其順利透入社會上層階級。中產(chǎn)階級與貴族歡迎理性時代的種種發(fā)現(xiàn)，國王與他們的大臣們也感受到理性的魅力。就是那不勒斯，意大利統(tǒng)一之前19世紀反動暴政的象征，也由開明專制統(tǒng)治。由于遭到法國大革命及歐洲的反動，中層與上層階級似乎發(fā)展出一種不神圣同盟，要阻止非正統(tǒng)意見，或者堅持目前已有足夠的進步。意見與社會或政治利益之間的關聯(lián)，尤其在一個開始享受自由的政治制度的社會，穆勒十分清楚。特殊利益輕易就能堵塞自由政治的過程，挫敗改革。英國的統(tǒng)治階級即精于利用代議機構促進其狹隘的利益。穆勒認為，從自私利益出發(fā)的意見將是懶惰的意見，與激進意見不能相比，如果激進意見足夠旺盛的話。在即將到來的大眾民主時代，只考慮社會上的領導階級，已經(jīng)不夠，一定要設法使全社會的人對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產(chǎn)生興趣。穆勒希望選舉權擴大能產(chǎn)生這種刺激活力的效果。依穆勒之見，民主不只是選舉領導者而已，民主政治本身對選民應該有教育作用。要人民選擇其代表，對政治問題有興趣的公眾意見將會延伸而貫穿整個國家。這過程將會出現(xiàn)觀念彼此沖擊，猶如發(fā)酵，必定有促成政府生氣活潑的效果。

穆勒認為，民主政治除了對政府將有良好影響，其本身就是好的。他和亞里士多德與潘恩一樣，相信參與政治過程對人民有益。民主政治可能混亂，穆勒認為這是利益，不是損失。民主政治要花費很多社會精力。批評民主制度者向來喜歡指責民主的社會成本，說一個社會花在選舉事務上的資源用在別的事情上可能更有利。連民主制度的朋友，有時也懷疑以如此成本獲致如此效益，是否值得。穆勒不然。給人民投票權而將他們帶進憲制之內，能使他們成長進步。這要時間，卻是未來進步的希望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