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創(chuàng)建者，比如前總理維爾沃德（H. F. Verwoerd），不承認人皆平等的自由前提，認為人類種族之間存在著天然區(qū)分和等級。［18］種族隔離是這樣一項措施，它一方面允許利用黑人勞工來推動南非的工業(yè)發(fā)展，另一方面又阻止南非黑人移居城市，而這本來是工業(yè)化過程自然會有的伴隨現象。這樣一項社會工程措施，就其野心而言可謂宏偉，但現在想來，就其終極目標而言又無比愚蠢：根據所謂的“通行證法”（pass-laws），黑人企圖在工作場所附近居住就是犯罪，到1981年為止，將近一千八百萬黑人因此罪名而遭逮捕。然而，現代經濟規(guī)律終究不可違逆，到了1980年代后期，南非白人發(fā)生思想革命，這使得德克勒克在就任總統(tǒng)前主張，“經濟需要數百萬黑人在城市永久居住”，并且認為“在這件事上自我欺騙沒什么益處”。［19］于是，種族隔離制度最終因其無益而在白人中間喪失了合法性，由此使得大多數白人接受與黑人共享權力的新制度。［20］

盡管這些情形之間確實存在著差異，南歐、拉美和南非發(fā)生的民主轉型還是存在著一個顯著的共同點。除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外，沒有一個國家的舊政權是通過暴動或革命被迫交出權力的。［21］政權之得以改變，至少部分是因為舊政權的某些成員自愿決定放棄權力，支持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當然，這種自愿放棄權力的做法通常是由某種直接的危機造成的，但它最終可能使得人們日益相信，民主是現代世界中唯一合法的權威來源。它們一旦完成了為自己設定的有限目標—清除恐怖主義、恢復社會秩序、結束經濟混亂等等，拉美和歐洲的右翼獨裁主義就發(fā)現自己沒有了繼續(xù)掌權的正當理由，而且沒了自信。如果國王只希望在民主國家做一個名義上的君主，如果教會奮斗在為人權而斗爭的前線，那么就很難以君權和圣壇之名屠殺人民。因此，“無人自愿放棄權力”，這一傳統(tǒng)名言或許也就到此為止了。

毋庸贅言，許多古老的威權政權并非在一夜之間就轉變?yōu)槊裰髦?，它們常常是自己無能和失算的犧牲品。智利的皮諾切特將軍、尼加拉瓜的桑蒂諾民族解放陣線，都不想在他們同意的選舉中失利。但事實是，哪怕最頑固的獨裁者，也認為他們必須通過進行選舉來賦予自身一種民主合法性，至少有那么一層光環(huán)。在許多情形中，軍隊強人交出權力要冒很大的個人風險，他們會因此喪失主要的保護，使自己完全暴露在那些曾被他們迫害的人的報復之下。

右翼威權主義因民主思想而被排除在權力之外，這或許并不奇怪。一旦說到經濟或社會整體，哪怕最為強權的右翼政府，其權力也是較為有限的。它們的領導人所代表的傳統(tǒng)社會團體，日益處于社會的邊緣，那些進行統(tǒng)治的將軍和軍人通常缺乏思想和理智?？墒?，左翼的共產極權主義政權又是怎么回事呢？它們有沒有重新定義“強權國家”這個詞的意義？它們有沒有找到一種使自己永久掌握權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