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布爾什維克的美學，熱衷于裝飾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間”（蘇維埃官員對家的稱呼）只需最少的裝飾和布置，純粹以實用功能為出發(fā)點，家具最好能節(jié)省空間，如兩用沙發(fā)床。在布爾什維克的想象中，人們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因崇拜財產而受奴役，簡樸生活反而是一種解脫。在費奧多爾·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說《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黨員的一對夫婦犧牲自我，拋離家園和女兒，去幫助重建一座在內戰(zhàn)中被摧毀的水泥廠。當丈夫格列勃開始想念老家的舒適時，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標提醒他：“你想要美麗的鮮花在窗臺上綻放，床上鋪滿軟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沒有暖氣的房間，在共用廚房就餐。你看，我是一個自由的蘇維埃公民?！盵24]

布爾什維克對個人外表持有同樣嚴苛的態(tài)度—時髦的衣服、精致的發(fā)型、首飾、香水、化妝品，在在都是庸俗的資產階級舒適。共產黨先鋒隊的“新人”衣著樸實—類似無產階級或半軍事化的制服—沒有任何裝飾。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階段，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擔憂，“布爾喬亞”文化的舒適和誘惑突然襲來，可能腐蝕廣大黨員，所以要將這種斯巴達態(tài)度推崇為思想純潔的象征。1922年，黨在共產主義道德方面的主要發(fā)言人阿隆·索爾茨警告說，新經濟政策可能會誤導黨員，讓他們相信“自由追求自身品味的個人生活確實存在，甚至還可模仿資產階級社會認定的優(yōu)雅”。索爾茨呼吁布爾什維克改變自己的審美觀，自行清洗內心的資產階級本能。在他看來，“想要戒指、手鐲、金牙齒的人都是丑陋的，一定會激起黨員們的審美憤怒”。[25]

瓦倫蒂娜·季哈諾娃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的家中長大。1917年10月率隊攻堅冬宮的，就是奧夫謝延科。瓦倫蒂娜的母親在布拉格遇見這位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其時，奧夫謝延科擔任蘇維埃駐捷克大使。她離開身為出版社編輯的瓦倫蒂娜的生父，1927年與奧夫謝延科結婚。瓦倫蒂娜回憶，20世紀20年代，她家居住的莫斯科小公寓“只有最普通的家具和鐵床”，唯一有價值的只是一只孔雀石盒，為母親所擁有。公寓里沒有任何飾物或裝飾，父母對此也毫無興趣。母親后來成為大使夫人，也不屑于佩戴首飾。禁欲主義在奧夫謝延科的家中占統(tǒng)治地位，這個家是由4個小房間組成的公寓，位于人民委員會第二居住區(qū)。那是莫斯科的一個公寓街區(qū)，住的全是黨的高級干部。瓦倫蒂娜的房間宛如牢房，僅有的家具是折疊床、寫字臺和小書柜。她回憶，這種簡樸的環(huán)境都是自覺自愿的，體現了她家的知識分子原則和蘇維埃意識形態(tài)。她反思道：“我們是蘇維埃人，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幸福而活，不是為滿足自身的欲望而活。我們的生活方式具有道德上的純潔性?！盵26]

柳德米拉·埃利亞舍娃在拉脫維亞的布爾什維克家庭長大。父親列昂尼德在1917年還是一個少年時，就從里加逃走，在彼得格勒加入布爾什維克。他為自己富裕的猶太父母而感到羞恥和不滿，他的父母非常嚴格和兇狠，而工人運動之所以吸引他，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斯巴達生活方式。他在1920年寫給妻子的信中承認，他擁護工人運動，就是為了“唾棄我的資產階級出身”。根據女兒柳德米拉的講述，列昂尼德對《國際歌》的歌詞有親身體會，我們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她說，他需要放棄的不只是他的階級，“還包括他的家人、他習慣的生活方式、舒適的公寓、郊外別墅（dacha）、精致美食、時髦服飾、網球等”。他教育女兒柳德米拉（生于1921年）和馬克斯娜（生于1923年）：如果享用高于工人階級的財富和舒適，就應感到羞愧。他會教誨她們，即便吃一頓豐盛的早餐也要感到內疚，因為其他孩子更窮，都吃不飽。他會在進餐時說：“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雞蛋，而我們吃魚或香腸，這實在可恥，我們憑什么要比人家過得更好？”他篤信“黨的最高限額”—20世紀20年代限制黨員薪酬的制度—并盡量培養(yǎng)小孩量入為出的習慣。女孩們不得購買新鞋，除非舊鞋已經破爛不堪，只在重要的蘇維埃節(jié)日，才可領到糖果的犒賞?！拔覀冞^得很省，”柳德米拉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