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辛格：在就職演講中我試圖去闡述，歷史上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在面對那些迷信的現象時是如何反應的。那些迷信行為，首先在大規(guī)模的搜集過程中被展現出來，其本來的目的是要服務于破除迷信，但實際上卻對迷信的傳播有所裨益。這一事實慢慢地成為一個基本的、有哲學和心理學牢固基礎的爭論，最后美學意義上的觀點獲勝，它們在詩歌中帶來了超感覺想象上的愉悅，并被描述為民間的傳統(tǒng)。

柯尼希：這個就職演說也同時被理解成對這個學科范式的批評，以及對它執(zhí)著于前現代日常生活中遺留物的批評。

鮑辛格：從本質上說，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第三個階段在民俗學中還在繼續(xù)。如果民俗學者談到他們自己的經驗時，經常出現的一個公式是“那里還存有……”，接下來就是充滿激情地證明有哪些遺留物，哪個時代的遺跡。我自己也經歷過，如果從傳統(tǒng)出發(fā)，也可以發(fā)現一些引人入勝的解釋。比如我自己在上施瓦本和阿爾戈伊（Allg?u）調查的時候遇到過一些人，他們徹底相信巫婆的作用，有時候他們也相信自己知道誰讓他們的牛圈遭到損失，誰是巫婆。非常有意思的是，看到有些農民上了那些神秘的“電子牛圈保護神”的銷售者的當。這里面也出現了一些古老的魔力巫術的痕跡。

徹費恩：在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鮑辛格自己獨特的風格：以敘述的方式來處理一個抽象的研究對象，經常也以通俗的方式走向學術圈以外的聽眾。但是，其中蘊涵的啟蒙性的、解放性的信息，是區(qū)別您與通俗的舊民俗學的關鍵所在嗎？

鮑辛格：實際上那些都是公眾想有所了解的題目。我對迷信這個話題的討論，不僅僅限于學術界，我也做了廣播講座，在報紙上發(fā)表了小型文章，其中一篇題為《非理性的伎倆》。我不能排除，這些內容之所以樂于被聽眾讀者接受，可能是因為里面包含了某些借助于神秘渠道才得以傳承的民間知識。但是其根本的目標的確是啟蒙，是深入到細節(jié)的啟蒙。

柯尼希：讓我們再次回到文類和工作方式這個話題上。日常文化的諸多領域中，好像還沒有哪一個是鮑辛格還沒有涉足過的。我指的是，有些題目即便您沒有單列出來系統(tǒng)地討論，您也會在行文中作為案例提到的。我想到的不光是您對日常語言和非語言交流的研究，也想到了您對服飾、時裝、時裝理論的諸多研究論文和評論。您最早是為準備通俗學術目的而開始進入這些領域的，后來您的學術思考變成了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或者書中的章節(jié)，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這是鮑辛格的工作方式，即文類之間的轉換是他思考研究進程中的一部分。面向普通公眾和面向專業(yè)讀者的寫作有什么不同？

鮑辛格：我現在可以說，區(qū)別并不是很大，我們專業(yè)領域讀者的要求并不是非常高。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我一直努力做到在學術交流中也寫得通俗易懂，不以生僻的詞語給任何人以一頭霧水的感覺。我已經以不同的方式表明，我能夠小心地引證，也能處理原始資料，給出資料出處。但是我從來沒法真正喜歡寫那些帶有無數個如墓碑一樣林立的注釋，以及那些——用阿爾弗雷德·普爾加（Alfred Polgar）的話——源自“卡片盒的低等出身”的著作。

徹費恩：回顧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圖賓根民俗學和文化學發(fā)展時，今天被學界公認為有創(chuàng)新質量、成為整個學科記憶有機組成部分的內容，在當時遠未被普遍接受。談到圖賓根的時候，人們也一直會對圖賓根人的寫作風格提出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