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一日，我應(yīng)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邀請，到吉隆坡?lián)巍盎ㄛ櫸膶W(xué)獎”的評審。飛機上坐了十多個小時，又在臺北機場轉(zhuǎn)機，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個行程已二十四五個小時之久。然后便直接進入決審會場：評說、投票、爭論、表決。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點，滿頭仍轟鳴著飛機的嗡嗡聲，晝與夜在我主觀感覺中，是翻了好幾個筋斗的?？偹阕诹孙堊郎?，那是三十多小時以來第一頓真正的晚餐。喝了幾口透心芳香的鮮椰子汁，始終懸在空中的饑餓感和倦意才開始在我身心著陸。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報》的主編簫依劍，還是緊緊地上著發(fā)條，周到細微地照應(yīng)著每一個人。這時，鄰座的張錯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進了醫(yī)院，我一直做著到了臺北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張錯卻告訴我：“梅新已過世了?！蔽叶⒘怂肷危坏冒堰@消息又說了一遍。這一遍是添了確切時間、地點的。

我念叨著“怎么可能”之類的話，心里卻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樣生命力飽滿的人，會在某一天倉促長辭。八月份，我的母親也是這樣匆匆走的。這樣的生命如燈炬，要么就通明的亮，要么就徹底熄去。

我就那么坐在餐桌邊，偶爾以筷子送一兩口食物到嘴里，卻嚼不出葷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書信結(jié)識的。那時我發(fā)表了《栗色頭發(fā)》、《我不是精靈》等短篇小說，他總是每每來信鼓勵，雖是短語三五行，熱情與真誠卻飽含其中。那是我剛到美國最艱難的日子，每天上學(xué)、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撲面的飛雪里橫跨十個街口，從打工的餐館奔到學(xué)校，時而感覺做烈士的豪壯。而烈士都是有虔誠信仰的，我卻正處于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時期：婚姻的、愛情的，一切。無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純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時，心里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涼。梅新先生每回都親筆寫信給我，通知我哪篇小說被采用。他的語言是詩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歡樂在里面。他對我作品的贊揚，也是毫無保留的。

一九九〇年深秋的一個清晨，我的室友被電話鈴驚醒，說有臺灣長途來，找我的。我在電腦前寫英文作業(yè)，膝上蓋著毛毯。我將電話湊近耳朵，遲疑地“哈羅”一聲。里面是個陌生嗓音，卻是不陌生的蘇浙言語。說了幾句話，他才介紹自己道：“我是報社的梅新！”我急忙“哦、哦”地應(yīng)答。梅新先生口氣殷切亦急切，說：“我們設(shè)立了一項文學(xué)獎，你來參加好不好？我覺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么，但對此一番熱情昂揚的激勵，我是唯恐辜負的。那個時期，我自視為一名失敗者，于婚姻、于寫作、于戀愛，都是最不得要領(lǐng)的時候。人在這樣的時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于是覺得，文學(xué)獎是距我遙遠的東西。梅新先生在電話中又高一個調(diào)門，對我說：“這個獎你一定要爭取，??？”

現(xiàn)在想想，要是沒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許不會就此振奮。

從一九九一年的暑假開始，我每天寫作五六個小時。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個人的神志和思維都是極度渙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難將自己強按到寫字臺上。當(dāng)時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時有喝了啤酒大聲笑鬧的學(xué)生們從我窗下走過。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徹底、很絕對的夏天，連乞丐也有份的。而我還照常打工、寫作。每天寫到夜里一點，濃咖啡似乎正在勁頭上，但我又必須擱筆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時間，我似乎每星期寫出一個短篇小說，直到寫出《少女小漁》。

《少女小漁》得獎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寫信告訴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生每月總有一次書信往來，漸漸也談成了熟朋友。我從他送我的詩集中隱約讀到他的身世。我當(dāng)時已搬到加州，住在舊金山遠郊的一個小公寓里。那是極隔絕的一種居住形式，近鄰們都巧妙地維護自己的孤寂而絕不打破別人的孤寂。我就從那時候起跟梅新先生談起自己對第二次婚姻的憂慮。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樂觀、熱忱，叫我不要永遠養(yǎng)舊傷，“要聽從新的愛情的召喚”。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東》獲獎之后，梅新先生邀請我去臺灣。那時祖國大陸作家去臺灣地區(qū)的還很少，我們都沒料到一些手續(xù)竟會那樣繁雜。中間一度，我氣餒了，梅新先生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終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見到了在機場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從此，我印象里就是這樣一個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筆直，愛大笑，動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狀態(tài)非常非常年輕的一位長者。時隔四年，我第二次到臺北參加文學(xué)研討會時，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發(fā)添一層霜雪，人添一層疲憊。在這個大型研討會籌備期間，他顯然在健康上蝕了一些老本。

我總有感覺，人如梅新，即使肉體的健康受損，他過人的強健精神也會支撐他，永久地支撐他。因此當(dāng)我在吉隆坡聽見噩耗時，我無法接受現(xiàn)實。悲傷、遺憾、痛惜都談不上，只是想，命運要怎樣擺布就只能由它擺布。得到這個噩耗，又何嘗不是命運的擺布呢？從我第一次參加文學(xué)獎，到現(xiàn)在我第一次擔(dān)任評審，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勞，這難道不亦是一種宿命？

記得去年離臺前，梅新先生為我主持了“下午茶會”。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許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氣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里了。會散時，我為大家簽名，他靜默地等在一邊，一時間，蒼老出現(xiàn)在他身上。我對他說：“梅新先生，你臉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鄭重其事給打趣了。

從吉隆坡到臺北，我才打聽到，梅新先生的葬禮在我到達的前一天已舉行過了。同黛嫂等幾個朋友一同晚餐，談一個晚上梅新先生。點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愛吃的。

這是我第三次到臺北，梅新先生已是追憶中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