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

你，我，我們都可能會被別人背叛，這一點很讓人大為惱火?！安皇俏遥蔽覀儠庌q道，“沒有人會背叛我，我是個好人?！痹僬?，大多數(shù)人會覺得如果受到背叛了，我們會當(dāng)即抓個現(xiàn)行。畢竟我們都是聰明人，不是嗎？可惜的是，這和聰明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無論你的政治傾向如何，客觀來講，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無疑是個充滿智慧的女人，但她知道比爾（Bill）和莫妮卡(Monica)的丑聞嗎？據(jù)她的傳記作家蓋爾·西莉（Gail Sheehy）所說，希拉里控制自己不去了解這次丑聞：“這種選擇在她過去發(fā)生過無數(shù)次——對已知的事情罔若無聞。”她的“無知”狀態(tài)持續(xù)了很久，直到公眾都知曉這件風(fēng)流韻事，比爾才不得已向她坦誠，希拉里也再不能裝作一無所知了。據(jù)西莉透露，希拉里和比爾兩人都逃避比爾的不忠行為對婚姻的影響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莫妮卡并不是唯一一個與比爾偷情的人，還有很多段混亂的關(guān)系是希拉里沒有發(fā)覺的，即使出軌證據(jù)就在她身邊。希拉里是一名聰穎、堅強、極其有才華的女性，也很善于對背叛選擇盲視。

2003年拍攝的紀錄片《追捕弗雷德曼家族》（ Capturing the Friedmans）調(diào)查了對背叛持有的知之與不知的復(fù)雜心理。20世紀80年代末，阿諾德·弗雷德曼（ArnoldFriedman）是一名計算機老師，他被指控性侵班上的10多名男孩。兒童色情圖片在郵寄給阿諾德的途中被截獲之后，他才首次出現(xiàn)在相關(guān)部門的視野中。執(zhí)法者獲得許可去搜索他的住處，發(fā)現(xiàn)了大量兒童色情圖片。后來，影片中阿諾德的妻子伊萊恩（Elaine）在警方搜索的時候，交代自己最初看到兒童色情圖片明目張膽地被擺在房間里時，自己仿佛像看不到這些圖片一樣：

當(dāng)拿索郡警察給我看這個雜志時，說：“看看這個雜志，看到了嗎？”然后他們拿給我看。因為里面有那種照片，所以他們也有點不好意思。結(jié)果你猜怎么著，我沒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著雜志，但是我的大腦里什么也沒有。因為，當(dāng)事情全部塵埃落定時，律師又給我看了雜志，那時我才看到。我第一次真正看到。然后，我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哎，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世上竟然會有這種東西，竟然有這種雜志。我的意思是，我們家算是個中產(chǎn)階級、受過教育、幸福美滿的家庭，是吧？這個從何而來？

當(dāng)伊萊恩說：“你猜怎么著，我沒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著雜志，但是我的大腦里什么也沒有?！彼脑捠菍Ρ撑衙ひ暤臏蚀_詮釋。正是因為看不到眼前明擺著的東西，所以我們用盲視這個詞表達。雖然這個詞傳達了我們的要義，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它也有點令人傷腦筋?！懊ひ暋币辉~總?cè)菀鬃屓寺?lián)想到身體狀態(tài)/形態(tài)，而且它還具有一個更為抽象的內(nèi)涵——“殘疾歧視”，因為提到該詞，人們很容易便想到正常身體狀態(tài)的對立面——病態(tài)/殘疾身體。為此，我們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內(nèi)心掙扎了一番。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將視力受限與無知混為一談的文化和語言體系中?；蛟S你已察覺到在談?wù)撘阎氖虑闀r很少不用到視覺術(shù)語。比如，“我明白（see）你的意思”，“我的觀點（perspective）和你的不同”，“你已經(jīng)把你的論點表述地十分清楚（clear）”。視覺和認知之間的吻合可能是由于身體認知感所致，因為我們認識事物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通過我們的身體。

至于盲視（blind）一詞，視覺與認知之間的聯(lián)系已表露無遺。這個詞根公認的最早含義不是“不可見（sightlessness）”而是“迷惑和黑暗（confusion anddarkness）”。后來，盲視（blind）逐漸演化出兩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主要意思：（1）看不見；（2）不愿意或不能夠感知、理解。我們用短語“背叛盲視（betrayal blindness）”來涵蓋這兩個意思，雖然我們并不想要包含失明之意，也并無意制造一種制度上的背叛——將健全、理想化的身體狀況視作標準，而將其他所有形式的身體狀況視作弱勢群體。背叛盲視除了發(fā)生于眼睛看不到之時，也發(fā)生在我們聽不到、感覺不到、或者不知道那些在我們眼皮底下的事情之時。而且，失明的人比看得見的人更能感知到背叛的發(fā)生。我們自認背叛盲視這個短語大體捕捉到了我們想要傳達的意思，而其他短語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希望有一天會出現(xiàn)一種表述，它可以更加清楚地區(qū)分看不見和抽象層面上的視而不見。

背叛盲視并不是一場游戲。有時我們對背叛心知肚明，卻假裝不知道，這是為了緩和人際關(guān)系。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描述了當(dāng)人們知道或覺得若是將某些事情講出來，會冒太大的風(fēng)險時，他們彼此會“打太極”。打個比方，一個人不會直截了當(dāng)?shù)刭V賂一名警察，而是使用更加謹慎的語言暗示賄賂的想法，比如，“我現(xiàn)在可以付款嗎？”最經(jīng)典的一個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衣”，所有人都知道皇帝是裸體的，但是沒有一個敢講出來。然而，一旦這種話說出口，一切都會改變，不是因為人們知道了皇帝原來是光著身子的（他們早已看到了這一點），而是因為他們曉得現(xiàn)在大家都知道了。平克指出，當(dāng)消息擴散到人盡皆知的地步（意思是你知道我已經(jīng)知道你知道了，等等），一個人就不會對事實假裝否認了。延伸到背叛領(lǐng)域——比如婚姻中的背叛——一個人可能知道背叛的發(fā)生，但覺得如果挑明的話會有很大的風(fēng)險，便選擇“假裝否認”。然而，如果一個人對另一半依賴性極強，就難以假裝背叛之事不存在了。這種情況下對背叛的自然反應(yīng)要么是甘愿退出，要么是當(dāng)面對質(zhì)，我們很難下意識地再三壓抑自己。至少，這種偽裝需要付出極大的注意力和努力。而更糟糕的情況是，這樣的偽裝徹底崩潰，真實的情感流露出來，一直小心翼翼保護的感情就會面臨破裂的危機。想象一下一個小孩子的困境，他們的心智還不夠成熟，尚不會耍這些手段。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人的本能是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對背叛保持盲視，消除偽裝的必要。當(dāng)伊萊恩·弗里德曼被要求看丈夫的色情雜志時，她描述了這種盲視：“你猜怎么著，我沒看到？我的眼睛直直地盯著雜志，但是我的大腦什么也沒有?！辈皇羌傺b看不見，而是沒有看到。

背叛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嚴重的危害，尤其當(dāng)被親密的、值得信任的人背叛時。心理療法的患者經(jīng)常陳述自己受到性侵、情感上受虐待、身體上受虐待，而這些往往出自父母之手。在患者的認知觀念中他們應(yīng)該愛自己、保護自己的，這是一種重度的背叛，雖然患者沒有用背叛這個詞，或者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些屬于背叛的范疇?；颊咭矔v述不忠行為、工作上受到騷擾卻沒有機構(gòu)可以求助、朋友背叛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背叛行徑。然而，目前心理治療的重點只放在減輕癥狀和心理障礙方面，治療師和善意的朋友往往忽略了這些受害者生命中的共同點。而我們嘗試緩解抑郁或焦慮，沒把注意力放在其背后的原因上——所有受到背叛之人的共同點。

另一個案例是霍華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阿諾德的弟弟。在《追捕弗雷德曼家族》（Capturingthe Friedmans）里，阿諾德給自己的弟弟寫了封信，講述自己所做之事：

事情要追溯到50年前，那時我還是個孩子。當(dāng)我到青春期的時候，我為自己騰起的性欲尋找發(fā)泄的對象。我在13歲的時候找到第一個發(fā)泄對象，那就是我8歲的弟弟。在隨后的幾年間，我和他發(fā)生了很多次性關(guān)系。

霍華德絲毫不記得這些事情。在紀錄片里，他解釋道：

我知道哥哥曾說過，在我小時候，他與我瞎搞過。但是，我并不記得了。我一點兒都不記得。我這里空空的［用手摸著額頭］，不記得他讓我叫喊、大哭，或者我企圖掙脫、不高興什么的……我，我，我腦袋里空空的……或許有一天，一道記憶之門突然打開，我就記起來了，希望它最好快點發(fā)生，因為我現(xiàn)在65歲了，太晚到來，我可能就不會在乎了！

我們從很多男人和女人那里聽到背叛和背叛盲視的事情。有些人告訴我們，有時可怕的暴力行為往往會被遺忘或者不被認真對待。有些人告訴我們，他們生活中沒有發(fā)生過多少暴力行為，但是受到過親人的背叛。我們在本書中將轉(zhuǎn)述這些背叛故事。

除了不忠，背叛還有很多形式，有時也不完全是親人之間的背叛。人們會在工作中、家庭中、社會上遭受到背叛。我們已經(jīng)在第二章討論過凱文·中村和弗蘭克·吳的案例，可見社會上的不公正和壓迫也會涉及背叛和背叛盲視。這些社會行為演變成背叛的因素有兩個。第一，社會行為包含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從個體層面上來講，許多不公正或者壓迫往往更多的是個人層面的背叛。第二，我們在社會公平和公正方面，有很多顯性和隱性的假設(shè)。所以歧視的出現(xiàn)是對平等契約的背叛。而不公正的出現(xiàn)是對公正（或者公平）契約的背叛。在這一章和第四章里，我們會深入探討這些主題，探討背叛和被背叛的方式。

飛機上的女孩

2008年8月，我們在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Portland）參與聯(lián)邦刑事法庭的一場審判。詹妮弗·弗爾德（Jennifer Fred）是這次控訴的顧問和鑒定人。她負責(zé)向陪審團傳達我們從調(diào)查中得到的訊息——受害者對性侵的反應(yīng)。我們認為專家證詞是必要的，因為公眾和候選陪審員對性侵的認識還不到位。此舉動極大昭示了推廣研究結(jié)果以及向公眾傳播社會、司法公正知識的重要性。我們的研究只有被合適的人所知，才能體現(xiàn)其價值。在審判情況下，合適的人就是陪審員。如果知識不普及的話，經(jīng)過這次審判之后，受害者可能會再次受到背叛。

陪審員被要求憑借他們的常識和推理行事。一旦常識和推理與經(jīng)驗主義結(jié)合，效果則非同凡響。然而，若是陪審員對危害性的難題知之甚少，或者更糟糕的是，對危害性難題的非理性觀念趨之若鶩，那么刑事司法體系就岌岌可危了。很多人不但對受害者的心理狀態(tài)缺乏正確的認知，他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認同研究者所謂的“強奸誤解”和“兒童性虐誤解”。強奸誤解是錯誤的認知，它往往將責(zé)任歸咎于受害者，卻免除強奸犯的罪行。例如，很多人認為受害者的穿衣打扮是強奸案的起因。還有的認為男人通?？刂撇涣俗约旱男杂?。兒童性侵案也是如此，錯誤的觀念認為孩子行為處事或穿衣方式是性侵案的導(dǎo)火索。這些誤解深深地影響著法官，致使已經(jīng)受到背叛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再次遭受背叛。

弗爾德作為鑒定人參與的這起刑事案件是發(fā)生在飛機上的不正當(dāng)性接觸罪。受害者是一名16歲的女孩，被告是她的32歲教練。案件由聯(lián)邦法院受理是因為此事發(fā)生在洲際的飛機上。

被告向FBI調(diào)查員承認確實施行了性行為。作為教練和運動員的關(guān)系，兩人之前并沒有談情說愛、挑逗或者引誘。他們剛參加完一場運動會，正打道回府。受害者坐在一個靠窗的座位上，蓋上毛毯沉睡，被告坐在她的鄰座。夜晚時分，飛機上昏暗無光。教練將手伸向她的毯子底下亂摸，她被驚醒了。在這樣的窘境下，受害者只是消極反抗，或者“無能為力”去反抗。

聯(lián)邦性侵案件的法定年齡是16歲。被告試圖將這起事件定性為兩廂情愿的性行為，憑借這個模棱兩可的問題：如果她不想受到性侵，為什么不積極反抗呢？在結(jié)辯陳詞中，被告律師提出，受害者和她的教練在那架飛機上共同編織了一個“親密泡沫”，后來泡沫爆破了，受害者內(nèi)心覺得羞愧，遂聲稱性行為沒有經(jīng)過自己的同意。

在美國法庭上，性侵案件中的認同問題始終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斯蒂芬·舒爾霍夫（Stephen Shure Hof）有一本優(yōu)秀著作，名為《不情愿的性行為：恐嚇的文化和法律的失責(zé)》 （Unwanted Sex: The Culture of Intimid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Low），這本書對認同法追根溯源。他指出，“在16世紀，只有當(dāng)盜賊在未經(jīng)允許的情況下，實施暴力將物主的財產(chǎn)移走，盜竊的普通法才能保護物主的財產(chǎn)（p3）?！比欢?，“雖然起初很慢，但法律逐漸完善起來，填補了令人無奈的空缺（p3）”，如今的律法“懲罰了所有在未經(jīng)物主真實的許可之下，干涉財產(chǎn)權(quán)的行為。不過，有關(guān)性侵的法律卻沒有得到完善和更新（p4）”。換句話說，如果你的前門未鎖，當(dāng)你蜷縮在角落里的時候，有熟人進入你的房間，拿走你的筆記本電腦，這就屬于犯罪行為，除非你明確地提出允許這種行徑。不能因為你的前門未鎖、以前展示過你的筆記本電腦、或者別人在偷盜過程中你保持沉默，就意味著你含蓄地默認放棄你的財產(chǎn)。而在性侵案中，公眾往往將責(zé)任歸咎于受害者的衣著上，并且責(zé)備受害者沒有積極反抗。再者，目前的性侵法在同意性行為的年齡界限上表述含糊，并且對權(quán)力的其他方面（如權(quán)威和權(quán)勢扮演的強硬角色）不敏感，這些均使受害者聲明自己是否真得自愿接受性行為上處于劣勢。

在弗爾德的證詞中，她引用了對受害者做的調(diào)查研究，向陪審員挑明在性侵中所做出的消極反抗已屢見不鮮，并且揭示了這一反應(yīng)背后的因素，諸如害怕以及無能為力，最重要的是背叛的概念。就飛機上的女孩而言，她依賴教練的幫助和訓(xùn)練以穩(wěn)住在運動員隊伍中的位置，她十分信任教練。教練比女孩大兩旬，他照顧著她。她的消極反抗與背叛盲視完全吻合。在結(jié)辯陳詞中，公訴人提醒法官，受害者往往都會消極反抗，她拿出了所有實質(zhì)性證據(jù)反駁被告所謂的兩廂情愿的說法。法官最終判定被告有罪。

馬克·沃克爾：另一起背叛案件

2011年4月，聯(lián)邦假釋官馬克·沃克爾（Mark Walker）承認在2006年至2009年間，對自己監(jiān)管的多名女性假釋犯實施性接觸和性虐待。沃克爾利用自己的職權(quán)操縱、強迫女性與他發(fā)生性關(guān)系，即便她們不情愿。沃克爾是個厚顏無恥、專橫跋扈的作惡者，借用職權(quán)滿足自己的私欲。至少有15名女性指控沃克爾的不正當(dāng)接觸，她們都曾受到沃克爾的監(jiān)管，由于訴訟時效的限制，這起案件并未涵蓋全部的罪行。這種虐待行徑涉及諸多背叛，而其中許多背叛是出于社會體制的疏漏。

沃克爾性侵的女性無力反抗的原因如下：

第一，許多人曾經(jīng)受到過身邊人的虐待，我們在第九章會探討這個問題。背叛之所以毒害人心的一個方面是它設(shè)計圈套讓受害者再次被侵犯。

第二，她們的命運全在沃克爾的掌控之下。他可以予以她們方便（比如不需要藥物檢測），或者他可以懲罰她們（比如向上級報告她們違反假釋條例），輕而易舉地讓她們重返監(jiān)獄。

在這起案件中，詹妮弗·弗爾德再次擔(dān)任聯(lián)邦訴訟的顧問。起訴方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有罪答辯之前，受害者最初并沒有爆料他的虐待行為。FBI花費了好長時間調(diào)查沃克爾犯罪的程度。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些女性好像默許了性行為，因為她們起初并未一紙訴狀將他告上法庭。陪審團可能會對這種沉默困惑不解，如同飛機上的女孩那個案件，她在遭受性侵過程中也是消極對抗。然而，我們可以從背叛盲視方面理解這種反應(yīng)。這些女性完全在沃克爾的掌控之下。許多人最初是信任他，想讓他喜歡她們。有些時候，女性最初并未意識到她們受到虐待的程度。再者，一旦她們覺察到這一點，她們有理由擔(dān)心如果將事情抖出來，人們會不相信。她們起初保持沉默完全是為了生存的需要。

慶幸的是，沃克爾最終主動為自己的罪行承擔(dān)責(zé)任，聯(lián)邦政府也承認這是一起駭人聽聞的背叛案件。聯(lián)邦法官審判長貝斯特·里（Best Lee）代表美國政府向受害者表示歉意。他還稱贊了她們的勇氣和誠實。

2011年7月，沃克爾被判服刑十年。在庭審后，美國律師德懷特·C霍爾頓（Dwight C Holton）如是說：

沃克爾對信任的背叛真令人大吃一驚。他受委托來監(jiān)管這些人，卻對她們施暴，最重要的是，他削弱了公眾對執(zhí)法部門和司法機構(gòu)的信任度。我希望他長達十年的刑期可以向公眾表明，我們一定會對那些破壞公眾信任的人進行法律追究。

背叛盲視的特殊案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Stockholm Syndrome），又稱人質(zhì)情結(jié)、人質(zhì)綜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于加害者產(chǎn)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jié)。

1973年8月，在瑞典（Sweden）的斯德哥爾摩（Stockholm），一群銀行職員被劫持為人質(zhì)，長達6天。舉世震驚的是，有些人質(zhì)竟然對劫匪心生好感，甚至在劫匪被捕后，出面為他們辯護。你可能會疑惑怎么會這樣？為什么會這樣？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這個術(shù)語正是描述那些被劫持為人質(zhì)的人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反常反應(yīng)的舉動。這種反應(yīng)的特征是受害者對劫持自己的人有著正面的情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適用于一種特殊的案例：個體或一群人被綁架作為勒索贖金的人質(zhì)，在充當(dāng)人質(zhì)之后，與劫持者發(fā)生感情。從理論上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中的反應(yīng)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殊的背叛盲視。

與大多數(shù)的背叛盲視相比，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一個特別之處在于，遭受綁架之后竟騰升出一種強烈的情感依戀，就算不再受到綁匪的關(guān)照也依然如此。執(zhí)法人員認為，出現(xiàn)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條件是劫匪對人質(zhì)友好視之（或者，至少不殘忍）。從背叛盲視的角度來看，發(fā)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友好本身，而是劫匪對人質(zhì)的關(guān)照以及人質(zhì)隱約或明確意識到自己的生死掌握在劫匪手中。所以我們認為，受害者若要與劫匪培養(yǎng)出情感依戀（這也是一種背叛創(chuàng)傷），他們便很可能會將劫匪視為關(guān)照他們的人，視為生存的必要條件。一旦劫匪被視為不可或缺的看管人，類似于兒時的情形就順理成章地發(fā)生了，例如，受害者有充足的理由對劫匪心生依賴，從而強化劫匪的關(guān)照行為。正如孩子那樣，受害者對劫匪的背叛選擇盲視。為了平安渡過自己所處的困境，受害者扭曲現(xiàn)實，以積極正面的觀念看待劫匪。

FBI網(wǎng)站上有一篇關(guān)于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文章，文中支持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出現(xiàn)的核心前提是受害者的依賴和生存需求。

發(fā)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案件中，劫匪幾乎剝奪了人質(zhì)所有的自主權(quán)，完全掌控著受害者的生命以及生存的基本需求。一些專家認為，此時的人質(zhì)可能退回到嬰兒時期的狀態(tài)：哭著要東西吃、沉默不語、依賴性極強。與此同時，劫匪扮演著媽媽的角色，保護自己的孩子免受外面世界的威脅，包括執(zhí)法人員的致命武器。受害者從而為生存竭力奮爭，依賴著劫匪并統(tǒng)一作戰(zhàn)。

雅克·薩多樂士的背叛盲視

已故的雅克·薩多樂士（Jacques Sandulescu）曾經(jīng)被抓而成為俘虜，那時他經(jīng)歷了令人震撼的背叛盲視。他也是自傳《頓巴斯：逃離蘇聯(lián)的真實故事》（Donbas:A Ture Story of an Escape across Russia）的作者。1945年， 16歲的薩多樂士被蘇聯(lián)紅軍逮捕。他被押到一輛運輸車上，前往頓涅茨河流域（也稱“頓巴斯”）的煤礦區(qū)。薩多樂士在那里受奴役做苦工，挖煤度日，生活極為艱難，他不止一次掙扎在死亡的邊緣。最終，薩多樂士逃離煤礦區(qū)，千辛萬苦回到美國，他是苦役集中營中為數(shù)不多的幸存者。

詹妮弗·弗爾德（JF）有幸采訪到薩多樂士（JS）。她問他如何逃出集中營，他提到自己的成功是因為和蘇聯(lián)警衛(wèi)相處甚好，當(dāng)時他們協(xié)助他逃離。薩多樂士的妻子安妮·戈特利布（Annie Gottlieb，AG）也參與了訪談。

JF：讀這本書（《頓巴斯：逃離蘇聯(lián)的真實故事》）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警衛(wèi)對待你要比對其他囚犯熱心很多，比如給你一些額外的東西，這是真的嗎？

JS:他們對我比較友善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我也對他們主動示好。我會和他們天南地北地瞎聊，而其他囚犯都比較沉悶……他們討厭這些囚犯。就像是……這個人找到一份工作，政府告訴他們應(yīng)該怎么做……所以為什么你要恨他們？我對這些警衛(wèi)就絲毫沒有憎惡心理。

AG:所以你主動示好，而其他囚犯沒有。

雅克解釋在白天的時候，他會和警衛(wèi)聊天，甚至一起大笑。

AG：其他囚犯沒有這么做的？還是大多數(shù)人沒有這么做？

JS：不，不，根本沒有。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關(guān)鍵。這就是他們?yōu)槭裁聪矚g我的原因。

AG:明白了，并不是僅僅因為你干活很出力，而是因為雖然奧馬爾（Omar）干活也很出力，但他沒和他們聊過天。

JF：我覺得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警衛(wèi)所做的工作是他們被要求如此的，所以你覺得沒理由憎恨他們，那只是他們的分內(nèi)工作而已。但是，有的時候警衛(wèi)們往往很粗暴殘忍，而實際上他們并不需要這樣殘忍的。

JS：有的時候他們的確很殘忍，無所不用其極！

JF:當(dāng)你看到那一幕時，你會做什么？

JS：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是覺得這個人真是個蠢蛋。

JF：我明白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我的意思是你當(dāng)時心里在想什么？當(dāng)你看到他們?nèi)绱藲埲?，而且事實上他們根本不必如此的時候，你是怎么想的？

JS：有時我看到他們對女性很粗暴……

AG：怎么個粗暴法？

JS：他們……會打女性……

AG：用棍子嗎？

JS：是的，類似的東西。

AG：逼迫她們使勁干活？

JS：是的，我不知道，有時我會出面阻止……那些女性都來自衣食無憂的家庭，根本沒干過苦力，比如教授的女兒。她們怎么會知道鐵鏟，怎么會知道要拿起重重的鐵鏟，舉起來，清空運煤車？她們不知道，她們的手白皙柔嫩，她們……

AG：你說你有時會上前幫助她們，是嗎？

JS：是的，動作很迅速，警衛(wèi)會大喊：“快點，快點?！彼齻冃枰惠v空的運煤車。我就幫她們弄好。

AG：警衛(wèi)沒有阻止你這樣做嗎？

JF：沒有。

雅克進一步講述警衛(wèi)不僅僅讓他幫助那些女性，還會給他好東西。

JS：他們會給我?guī)装押婵具^的葵花籽。

    AG：但是我仍然想弄明白一點，雅克，你說警衛(wèi)有時會對囚犯很粗暴……那些警衛(wèi)是曾經(jīng)和你一起談笑風(fēng)生的人嗎？

雅克講述自己很同情那些警衛(wèi)。

JS：他們中有些人也很孤獨，有時需要跟別人交流。他們手持步槍站著，一天到晚冷颼颼的，甚是孤獨，也沒人嘮嗑。

AG：對一名囚犯來說，這樣的行為實屬異常。

JS：確實是這樣。

JF：你覺得你對他們示好會有助于你生存嗎？有助于你活下來？

JS：這個嘛，你也知道，友好的溝通有利于消磨光陰。當(dāng)然，也會有所幫助。

JF：當(dāng)你與他們友好相處時，你是假裝友好，還是你真心實意向他們示好？

JS：在那種情境下，你不能裝模作樣，因為如果你是裝出來的，他會說，滾蛋，然后踢你屁股，走開。

JF：他們能分辨出你是否在偽裝？

JS：是的，如果你從心里對他們友好，你就會自然地表現(xiàn)出來。

薩多樂士通過與擄掠者友好相處，從他的監(jiān)禁狀態(tài)和苦役生活中生存下來，最終在他們的協(xié)助下脫離苦海。他的書是一項佐證，不僅僅證明了人道精神的力量，還有人際關(guān)系在生存中的至關(guān)重要性。然而，他對他們的依戀，雖然終究讓他得以生存，卻沒有“識破”他們的殘暴。最后，薩多樂士在《頓巴斯》一書中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這也是他療傷的重要一步，我們會在第十一章深入探討這一點。

杰西·李·加德

杰西·李·加德（Jaycee Lee Dugard）11歲的時候，在加州南塔霍湖一個學(xué)校的公交車站旁被誘拐。被綁架時候，杰西可以看到自己的家就在前方，而且當(dāng)時有目擊證人親眼目睹了這一幕。盡管如此，杰西在18年間未被解救出來。18年來，杰西被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Phillip Craig Garrido）囚禁在一個秘密花園里，并被迫與之生育了2個孩子。終于，在2009年，杰西終獲自由。當(dāng)她與家人團聚的時候，她的兩個孩子分別已經(jīng)11歲和15歲。這起案件從最初就吸引了大量媒體的關(guān)注。

當(dāng)杰西首度被解救的時候，她說與綁匪“像是真正的夫妻”，這讓世界震驚了。她有點兒要為綁匪辯護的意思，她好像很喜歡那個家伙。第一眼看上去這可能有點詭異，但它完全與我們所說的背叛盲視相吻合。杰西為了在困境中生存下來，她不得不與加里多和他的妻子搞好關(guān)系。

杰西于2009年獲得解救后，記者克拉拉·莫斯科維茨（Clara Moskowitz）立即寫了一篇關(guān)于加德案件的報導(dǎo)。當(dāng)時公眾心頭的疑惑是為什么加德會為綁匪辯護？報道中莫斯科維茨運用背叛創(chuàng)傷理論解釋了加德的行為：

與綁匪交好不僅僅是心理上的應(yīng)對技巧，也是一種生存策略。既然加德的生命完全在加里多的掌控之下，她依賴于他為自己提供食物和住處，那么與之交好以保護自己不受虐待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正如莫斯科維茨所理解的那樣，孩子被綁架后可能會做出一個無意識的決定——對虐待行為視而不見，并與給自己提供吃食和住處的人相交好。受害者會忘掉所受到的虐待，假裝沒發(fā)生過一樣，因為與此相比，保護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更為重要。竭力抗?fàn)帟尳壏烁託埍?，或者不再給受害者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東西。換句話說，如果你在有能力說“不”的情境中，你通常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但是如果綁匪是你維持生存的唯一來源，這時你若疏遠他，那倒霉的就是你。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極少發(fā)生，但不幸的是，背叛盲視相對較為普遍。同樣普遍的是背叛中的機制制衡。在加德案件中，故事的另一面走進人們的視野中，那就是體制中的背叛。18年來，當(dāng)局錯失了無數(shù)次解救加德的機會，執(zhí)法部門沒能按照已有的線索展開搜捕。然而更為泄氣的是，加利福尼亞州明顯沒有有效地監(jiān)管前科犯加里多，他在綁架加德之前曾經(jīng)因性侵犯鋃鐺入獄。

 2009年4月11日，加州的檢察長大衛(wèi)·R·肖（David R Shaw）發(fā)表了一則特別的聲明，題為“未能有效監(jiān)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啟事”，向公眾坦誠了錯誤。他好像承認了背叛盲視：

加州的檢察長大衛(wèi)·R·肖今日發(fā)表了一則聲明，未能有效監(jiān)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啟事，承認錯失了解救受害者的諸多機會。在8月份，加里多與他的妻子一起被捕，罪名是綁架并性侵11歲的杰西·加德。據(jù)報道，加里多在18年里性侵杰西并與之生育2個孩子，加里多將杰西囚禁在家中的后花園里，位于加州安提俄克郊區(qū)。在過去的10年間，假釋部門負責(zé)監(jiān)管加里多……

該部門錯失了諸多潛在的解救機會，加里多之前侵犯過3位受害者，但假釋部分并未注意到。加里多房屋周圍有很多清晰可見的電纜電線，一直延伸到他房屋后面的一個隱蔽棚子里，而執(zhí)法人員沒有對此進行調(diào)查，也沒有向鄰居調(diào)查取證，與當(dāng)?shù)毓舶踩珯C構(gòu)交流，或者利用GPS以及其他信息（清晰表明加里多違反了他的假釋條例）進行搜捕。

再重申一次，背叛盲視會導(dǎo)致當(dāng)事人對眼前的事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