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傅涇波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政治系。從此，傅涇波開始了他人生的一個新的歷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脈關(guān)系，為司徒雷登溝通了中國各界人士，他 們中間包括徐世昌、段祺瑞、馮玉祥、孫傳芳、韓復(fù)榘、張作霖、張學良、李宗仁、宋子文、白崇禧、張宗昌、宋哲元、蔣介石、孔祥熙、陳立夫、孫科、汪精衛(wèi)、 戴季陶、周作民、虞洽卿、梁啟超、顧維鈞、蔡元培、蔣夢麟、周貽春等。

對于為司徒工作，傅涇波提出了三個條件：（1）不接受金錢報酬；（2）不介入燕京大學內(nèi)部事務(wù)；（3）僅對司徒雷登個人負責。[8]

傅涇波的正式身份是司徒雷登的promotional secretary（業(yè)務(wù)推廣秘書），但他不在燕大辦公，除車馬費外也不領(lǐng)薪水，但司徒雷登隨傳隨到。司徒雷登最初用傅涇波似乎是為燕大初創(chuàng)時期的事業(yè)發(fā) 展。其后，則介入了中國的政局。因為這方面，也離不開傅涇波的協(xié)助。

1928年，傅涇波經(jīng)李石曾介紹，與陳立夫相識。陳立夫是辛亥革命先烈陳其美的侄子，美國留學生。回國以后，棄業(yè)從政，追隨蔣介石，自稱是一個“學 非所用的礦業(yè)工程師”，當時在南京擔任公職，也是國民黨CC系的首領(lǐng)之一。“陳極度欣賞傅，從此兩人成為終身良友。”1983年，傅涇波由美飛往臺北，特 地與陳立夫等老友會了面，“初步探討祖國統(tǒng)一之各種可能性”。

后來，陳立夫又偕同李石曾，將傅涇波介紹給蔣介石，時國民黨初定天下，唯東北地區(qū)尚未易幟，蔣氏以傅涇波為張學良舊友，囑其出關(guān)相機進行說服工作， 最后，司徒雷登也加入進來。經(jīng)過多方運動，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與張作相、萬福麟等聯(lián)名通電全國，宣布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易幟（此前，熱河 都統(tǒng)湯玉麟先已通電易幟），服從南京國民政府，遵行三民主義，改易旗幟。至是，中國在辛亥以后，地方割據(jù)的局面終獲改觀，從而實現(xiàn)了形式上的統(tǒng)一。

“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人的策劃下，一批滿漢遺老在東北長春成立“滿洲國”，推出清遜帝溥儀任“執(zhí)政”。而身為滿族貴族后裔的傅涇波，與一批滿漢 遺老均有接觸和往還，如溥儀之弟溥杰、偽滿實業(yè)總長張燕卿（張之洞之子）、韓云階（偽滿黑龍江省省長）等。其間，傅涇波曾“奉蔣介石之命前往偽滿洲國刺探 情報”，對上述諸人“一一拜訪，獲得許多重要情報，但卻始終無法獲準與溥儀見面”。[9]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燕京大學懸掛美國國旗得以繼續(xù)辦學。司徒雷登為學校的生存，與日本占領(lǐng)軍保持著接觸，是年，12月14日，在日本人的推動下，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王克敏成了排名第一的“臨時政府”常務(wù)委員，又兼其下的行政委員會委員長。

王克敏（1873—1945），浙江杭縣（今杭州）人。早年鄉(xiāng)試中舉后，任留日學生監(jiān)督。回國后在直隸總督楊士驤、陳夔龍?zhí)幦文涣偶敖簧媸?。民國后轉(zhuǎn)入銀行界，并由此跨入政界，三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1935年華北事變后，任國民政府代理北平政務(wù)委員會委員長。

王克敏和司徒雷登是老朋友，而且他的兒子王遵侗也是燕大的學生。傅涇波據(jù)此認為王克敏出任臨時政府行政委員長可能是出于司徒雷登的舉薦。[10]

如果上說成立，那么傅涇波在1938年10月21日至1940年的兩年多時間里擔任王克敏的行政委員會參事（共四人，傅排名第三，另三人為邵東湖、何庭流、沈郁）似乎就可以理解了。[11]

據(jù)傅涇波晚年告訴林孟熹，1937年初，宋子文來北平，約見司徒雷登與傅涇波，在談到日益嚴峻的北平時局時，宋提出，如果北平淪陷，“不如先把王克 敏推出來，讓他對付日本人一陣”。后來，宋、司徒、傅三人約王克敏見面，“事情就這樣拍板了”。 傅涇波說：“王（克敏）其實是中國方面的人。”[12]這里傅所謂的“中國”實應(yīng)是“重慶國民政府”。

2007年12月1日，筆者與傅涇波的次女傅鐸若等同席，席次，傅鐸若也提到王克敏是為國民黨做事的，并非是漢奸。傅鐸若這番記憶顯然來自乃父。

現(xiàn)在再來看傅涇波本人，他出任“行政委員會參事”，一般而言，是出于王克敏的邀請，當然，司徒雷登也是同意的。因為司徒雷登需要一個他和王克敏之間的聯(lián)絡(luò)人，而傅涇波是最合適的人選。

1940年4月16日，傅涇波抵達香港，向居港的宋子文轉(zhuǎn)交了王克敏致宋一函，王希望宋“愛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并說：“此間近狀，傅君（指傅涇波）當能面述不贅。”[13]

傅涇波向宋子文談了些什么呢？據(jù)宋子文致蔣介石函稱：傅涇波說，王克敏主張重慶方面應(yīng)“覓取途徑，推翻汪偽，重新與日訂立比較平等條約”，對此王克 敏甚至愿意親來重慶相商。[14]由于相關(guān)檔案的缺乏，傅涇波所轉(zhuǎn)述王克敏的話，究竟有多少是王的原話，有多少是傅涇波的話，目前尚不好分析。

而此前，汪精衛(wèi)的“國民政府”已在南京組建，北方的“臨時政府”，已歸并汪政府，成為其下屬的“華北政務(wù)委員會”，而王汪不和，故王任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甫及二月，即辭職他去。所以，也就有了王請傅涇波帶函給宋子文，希望宋助其聯(lián)絡(luò)重慶的密函。

同期，司徒雷登也抵達重慶，會見了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何應(yīng)欽等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也會見了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成員，但對他調(diào)停中日沖突的愿望，重慶方面表示冷淡，期間，又發(fā)生國民黨汪精衛(wèi)集團在南京組織偽國民政府之事件，蔣介石表態(tài)，堅決抗戰(zhàn)到底，絕不動搖。

對宋子文的函，蔣介石4月21日即有回函，堅拒了王的“架橋”之意，并不準傅涇波由香港到重慶。蔣并告宋，他的意思已當面告訴了訪渝的司徒雷登。[15]

蔣介石說：

聞王克敏、周佛海派人來求和。彼輩妄想由漢奸為橋梁而談和議，并以較低條件為誘餌。彼輩心理，以為先立偽組織，再求中央諒解，以圖合流，所以造成漢 奸罪惡，而敵閥受其愚弄至此，尚不覺悟，匪夷所思，又來誘和，亦太不自量矣！敵在此時，如有理智與常識，果為愛國，應(yīng)真正無條件撤兵，以挽救其頹勢，然而 敵必冒險狂妄，非激起其國內(nèi)變亂與崩潰，中倭必無和平之望也。[16]

司徒雷登也好，傅涇波也好，他們調(diào)停中日戰(zhàn)爭的愿望可能是好的，非暴力，東亞新秩序等觀念是他們的出發(fā)點。但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嚴峻的現(xiàn)實，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和平”不可能到來的原因。

至于王克敏的其人其行，雖然他有聯(lián)絡(luò)重慶的愿望，但并沒有實際的行動。而且王在1943年夏天，又重新出任了偽政府頭面人物（華北政務(wù)委員會委員 長），應(yīng)屬投機不成，死心塌地降日的表現(xiàn)。及抗戰(zhàn)勝利前夕，王氏復(fù)又重蹈故技，通過其女婿周澤岐與弟周宗岐致電宋子文，表達了擬赴重慶接洽的意愿，如此反 反復(fù)復(fù)，其人格人品，可見一斑。蔣介石在這一點上，察人是準確的，1945年12月，他令戴笠在北平設(shè)計，以蔣之名義邀請王克敏等“共商華北大計”，會 中，以漢奸罪當場逮捕。

司徒雷登在擔任駐華大使以后，傅涇波以司徒“私人顧問”名義陪伴司徒，朝夕相處。在與中共的聯(lián)絡(luò)方面，傅涇波的作用不能忽視。

1948年12月8日，傅涇波給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寫了信，轉(zhuǎn)達了司徒雷登的兩點希望：（1）偽府因迷信武力，失卻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攬民心為先決條件；（2）美所希望中國者，為主權(quán)獨立，政治、經(jīng)濟、文化能達自由。[17]

1949年4月南京易手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5、6、7月間，司徒和傅涇波與時任南京市軍管會外僑事務(wù)處處長的黃華多次接觸聯(lián)絡(luò)。其中傅涇波與黃華的接觸及中共中央和南京市委的反映有：

6月8日，傅涇波告訴黃華，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國前赴北平一行，并擬會見周恩來，目的是就美國與中共的關(guān)系了解中共高層的意見；

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將傅涇波所談情況電告中共中央并請示；

6月14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電告南京市委，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涇波再提赴平要求，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學一行”。而是否與周恩來會面，則“待其到北平后再定”。[18]

6月16日，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致函司徒雷登，稱：“昨天（15日）上午我見到周先生，很感謝你關(guān)于往事的回憶，毛澤東已宣稱你有興趣來燕京訪問，我推測政府將會同意你的。”[19]據(jù)說，陸信是交由中共中央看過的，當然也是得到中共領(lǐng)導人贊同的。[20]

6月18日，傅涇波再見黃華，說司徒雷登得到美國國務(wù)院指令，贊成其與中共聯(lián)絡(luò)，并希望司徒返美兩個月后再以私人身份回北平。將來美國承認中國新政 權(quán)時，重新任命其為駐華大使。傅還說，他個人希望赴美后仍與中共方面保持聯(lián)絡(luò)。傅涇波的這番談話，當天即由南京市委電告了中共中央，南京市委并請示傅涇波 這次談話沒有再提司徒雷登返回美國前去北平之事，今后可否予以暗示，使其主動提出訪北平計劃。[21]

6月21日，周恩來為中央起草了致南京市委并華東局的電報。稱：“（司徒雷登）如請求來平，可能得到中共許可。他如不再提，我們暫時不必表示，以觀其變。”毛澤東在其后加了一句：“待他（指司徒）返美前約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獲允許并可望與當局晤談。”[22]

6月27日，傅涇波攜陸志韋致司徒雷登的英文函訪黃華，稱司徒雷登對陸志韋函所提之事感到十分驚異，不知用意所在。又稱：若司徒雷登恐不能去北平， 而有意清傅涇波及黃華二人去北平。黃華表示，中共方面得知司徒欲北訪燕京，是由于月初其曾有過表示，如司徒仍有意北上，可去電請示，傅涇波又提出要中共邀 請司徒北上，并允其乘美國飛機去北平。[23]

6月28日，黃華訪司徒雷登與傅涇波，告知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燕京一行，而他所希望的與當局晤面事亦有可能。但司徒雷登說，由于美國國會即將休會 及國會內(nèi)部派系復(fù)雜，此時去北平恐易引起評論，增加不便，所以他擬將北行事報告國務(wù)卿艾奇遜，由艾氏決定他是否去北平。[24]當日，南京市委即電報告知 中共中央并華東局。

這樣，就出現(xiàn)了司徒究竟是主動提出訪問北平還是中共中央主動表示請司徒北行的問題，在中共與美國嚴重對峙的1949年6月，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

6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央復(fù)電南京市委，稱：“陸志韋給司徒信稿，曾由我同志交來一份，內(nèi)容第一句只說見過周（恩來），未提周告陸任何事。實際上 6月14、15日兩日及其以前數(shù)日周均未遇見陸，更從未與陸談司徒問題，如傅（涇波）所攜陸信為親筆簽字信，則陸為兩面手法，故以假信告我。如傅所攜陸信 為抄件，則可能為傅故加數(shù)語，以抬高司徒身份。望告黃華再回憶陸信內(nèi)容究如何，此間當將陸信譯件另電告，以便對照后證明陰謀挑撥者究為陸抑或為司徒及 傅。”同時周恩來指出，司徒欲來北平及與當局會晤事，決非中共邀請，司徒與傅如來北平只能“掛一臥車派人保護”，“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政策的幻想”。 [25]同日，周恩來并致信其處工作人員伊明，請“將外交檔案中陸志韋給司徒雷登信（英文信及譯稿）查出給我”。[26]

7月13日，中共南京市委電告中共中央并華東局，其中對傅涇波離境表示“尚需考慮”，認為傅去美，“可能給美國利用”。[27]

7月15日，周恩來代表中央復(fù)電南京市委，指示傅涇波赴美原已批準，仍可準予離境。指示黃華在傅離境前有機會遇見他，“亦可預(yù)告以（后）勿做任何招搖撞騙的事，免致將來難于見面”。[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