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時候，還不是北大成員的胡適，動輒以國之大恥來形容無國之大學的中國，甚至以死不能瞑目這樣重的字眼來形容他的恥辱感。然而，到了北大才四年的光景，胡適的標準已經(jīng)降到只要維持北大存在的地步。1921年6月3日，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為教育經(jīng)費請愿，在新華門被衛(wèi)兵用槍柄刺刀攻擊。教育界與北京政府相持不下。胡適在7月中南下，到上海為商務印書館作評鑒的工作。到8月初，雙方仍然為經(jīng)費而僵持著。胡適在8月8日的日記里，說明了他為什么主張勉力維持北大的想法：“我主張暫時容忍。我走到南方，才知道現(xiàn)在中國止有一個北京大學可以大有為，棄了真可惜。”

一年以后，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的紀念特刊里，胡適發(fā)表了他對北大的回顧與反省的一篇文章。他表揚了北大在制度組織上的穩(wěn)固，特別是教授治校理念的落實；他也批評了北大在學術方面的貧瘠。胡適總結北大創(chuàng)校以來的成績說：“開風氣則有余，創(chuàng)造學術則不足。”他以校慶所展出的出版品為例：“我們有了二十四個足年的存在，而至今還不曾脫離‘稗販’的階級！自然科學方面姑且不論，甚至于社會科學方面也還在稗販的時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經(jīng)濟、生活、美術 的無盡資料，還不曾引起我們同人的興趣與努力！這不是我們的大恥辱嗎？”

雖然用了“大恥辱”這樣重的話，但他是不把自己包括在這大恥辱的行列里的。他在12月17日當天校慶的演說里，表揚了在他領導之下的整理國故的成績，說它已經(jīng)有了世界級貢獻的萌芽：“依據(jù)中國學術界的環(huán)境和歷史，我們不敢奢望這個時候在自然科學上有世界的貢獻。但我個人以為至少在社會科學上應該有世界的貢獻。諸位只要到那邊歷史展覽部一看，便可知道中國社會材料的豐富。我們只是三四個月工作的結果，就有這許多成績可以給社會看了。這兩部展覽，一邊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販，一邊是整理國故的小小的起頭?？戳诉@邊使我們慚愧，看了那邊使我們增加許多希望和勇氣。”

又過了九年，1931年9月14日。當天，北大開學，胡適作了演說：

北大前此只有虛名，以后全看我們能否做到一點實際。以前“大”，只是矮人國里出頭，以后須十分努力。因會上有人曾說我們要做到學術上的獨立。我說，此事談何容易？別說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國學，我們此時還落人后。陳援庵［陳垣］先生曾對我說：“漢學正統(tǒng)此時在西京［日本京都］呢？還是在巴黎？”我們相對嘆氣，盼望十年之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今日必須承認我不“大”，方可有救。

更有意味的是胡適的眉注：“我們費了九個月的工夫，造成一個新‘北大’，九月十四日開學，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惡極！”

從某個角度來說，胡適從1917年開始到北大去任教，到1931年他再度回到北大，這十五年間，他覺得自己一幫人確實是略有所成的。那些成績，特別是整理國故的成績“使我們增加許多希望和勇氣”。然而，胡適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才會說：“以前‘大’，只是矮人國里出頭，以后須十分努力。”只是，這“矮人國里出頭”真正讓他鉆心刺骨的意義，還得等他去參加了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排名墊底以后，才能真正體會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