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文學生活的蕭紅

跳出“朋友們所說”的視角會發(fā)現(xiàn)，作為作家，蕭紅有她超越時代的一面，她之于現(xiàn)代文學的意義在于“獨具我見，不合眾囂”，她寫作的獨特性恰也是當時她的伴侶及其朋友們所不能理解的。——忽略了講述者們的理解力和傾向性，對于文學意義的蕭紅沒有足夠的理解力，這是《黃金時代》最致命的局限。因而，盡管看起來電影在追求真實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眾人的穿插講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蕭軍朋友們拼湊出來的蕭紅卻蒼白且令人迷惑。

作為作家，蕭紅大部分時光難道不是在寫作嗎？在疾病中，在饑餓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電影中寫作的場景太少了。而且，這個女人寫的到底是什么？她只寫了花園嗎？只寫了自然嗎？她寫的小團圓媳婦、有二伯、馮二麻子，都是當時受苦的人。這是一位對大時代和卑微個體一視同仁的作家，這樣的選擇和追求，是應該受到尊敬和重視的。蕭紅的寫作在當時影響如何、年輕人如何讀她、同行如何評價她、她如何無視批評執(zhí)著寫作，全是空白。當別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為時，她也是被動的、失語的。電影中，呈現(xiàn)的只是眾說紛紜的蕭紅罷了。而那個風暴中心的人，從不為自己辯解。于是，我們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斷抽煙、不負責任的蕭紅，只看到一個跟大時代選擇背道而馳天真地要“找死”的蕭紅，卻看不到她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特立獨行并非全無意義。在電影里，我們甚至看不到這些文學青年在一起討論文學，更沒有看到蕭紅作品出版的場景，而這正是她維持生計的方式之一。可是，作為一部作家傳記電影，這些鏡頭難道不是必需的嗎？

還需要提及的是，電影在敘述抗戰(zhàn)中二蕭的選擇時，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狹的。如果我們不把蕭軍的選擇視為唯一正確的選擇，不把蕭紅在病床上離世作為她選擇不去西北的結果，那么我們會看到，彼時與蕭軍不同、與蕭紅相同，選擇堅守在國統(tǒng)區(qū)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從文、錢鐘書等人。（蕭紅當時的悲慘境遇，一方面是因為醫(yī)療事故及戰(zhàn)亂，一方面也由于她身體的羸弱）

如果電影的史料不囿于蕭軍的朋友們，那么我們還會讀到蕭紅當年的其他朋友對她的評價和紀念，茅盾在蕭紅去世后為《呼蘭河傳》寫下的序言，詩人戴望舒在蕭紅墓前寫下的詩篇：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我等待著長夜漫漫/你卻臥聽著海濤閑話。在蕭紅死后，有無數(shù)傳記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萬千孩子誦讀她的作品……一個文學層面讓無數(shù)同輩后輩深切尊重的作家，一個生逢亂世命運坎坷的青年，當這兩個形象合而為一時，才是完整的蕭紅，也才是今天為何那么多人紀念和心痛的原因。

《黃金時代》完整還原了蕭紅作為普通人的一生軌跡，卻忽視了她在有生之年所進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學成長軌跡；在對民國大時代的想象中，《黃金時代》還原了革命青年的熱血和朝氣，但卻對抗戰(zhàn)時期民國知識分子的自由選擇缺乏充分認知?？丛S鞍華和李檣滔滔不絕的訪問以及各種宣傳，原以為這是一部充滿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創(chuàng)作，卻不是；《黃金時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蕭紅和民國知識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沒有。

2014年10月17日，《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