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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黎明前的黑暗。

對付黑暗的，就是要點亮火把燈光。

在浙江，有三個重要的革命秘密機關：紹興的大通學堂、杭州的白云庵、嘉興的溫臺處會館。溫臺處是溫州、臺州、處州同鄉(xiāng)在嘉興的會館的簡稱，由反清志士敖嘉熊設立，這里上接上海蘇州，下連杭州紹興，交通便捷。杭州的白云庵，則是光復會、同盟會革命黨人經(jīng)常秘密聚集之地。西湖邊的白云庵，在夕照山下，與雷峰塔比鄰，原為宋朝名園翠芳園。在《西湖舊影》（浙江攝影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中，我看到了當年質樸雅致的老照片（見該書第194頁）。清乾隆帝南巡時賜名“漪園”，這里沿堤為橋，以通湖水，水光瀲滟，香云法雨。乾隆肯定想不到，這個安靜之地，在20世紀之初成了反對他那個王朝的革命據(jù)點。白云庵曾先后兩度被戰(zhàn)火焚毀，第一次是咸豐年間，第二次是抗戰(zhàn)時期。由于白云庵成了掩護抗日志士的處所，被日軍發(fā)現(xiàn)后通過暴力強拆而毀滅，今已不存。

光復會革命黨人，經(jīng)常秘密聚集于白云庵。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陳伯平、馬宗漢、魏蘭、陳其美、王金發(fā)、呂公望等等，都曾在這里密商光復大計。當時這里的紹興籍住持智亮和尚及徒弟意周，同情革命，明禪而達義。

徐錫麟最后一次到白云庵，是赴安慶任職經(jīng)過杭州之際，“館是庵多日，秋瑾、馬宗漢、陳伯平、呂公望等來庵集議，商浙皖同時舉義事”（見《西湖白云庵與辛亥革命》一文，張任天口述，汪振國記錄，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辛亥革命回憶錄》1981年8月第1版，第193頁）。

呂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早年參加光復會，后畢業(yè)于保定軍校，曾參與光復杭州和攻克南京之役。呂公望后來在回憶錄《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中，回憶了在白云庵與徐錫麟見面時的情景，提到是秋瑾帶他一起去見徐錫麟?yún)⒓幼h事，徐錫麟臨別時贈言說：“法國革命八十年始成，期間不知流過多少熱血。我國在初創(chuàng)的革命階段，亦當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枝。我這次到安徽去，就是預備流血的，諸位切不可引以為慘而存退縮的念頭才好?！保ㄒ娬憬嗣癯霭嫔纭墩憬梁ジ锩貞涗洝返?93頁）。呂公望原名呂占鰲，辛亥革命后一度做過浙江督軍兼省長，他當年就是為了不辜負徐公錫麟所望，才改了這個名字的。

徐錫麟正氣浩然，但從他的臨別贈言中也可以看到，他對革命初創(chuàng)階段力量之弱有清醒的認識，對流血犧牲則有充分的準備。

1907年的清政府，盡管腐朽，但還未到不堪一擊的地步。何況任何腐朽的王朝，都不甘心自己走向最后的崩塌滅亡。滅亡前的清政府有段時間像回光返照，在作垂死掙扎，使著勁兒要撲滅各地的革命野火——那些星星之火。

在同盟會成立后，革命黨人策動的第一次起義是萍瀏醴起義，即萍鄉(xiāng)、瀏陽、醴陵三地會黨舉事，聯(lián)手起義。但因準備倉促，領導人缺乏指揮才能，武器陳舊落后，起義最終失敗。鎮(zhèn)壓了萍瀏醴起義之后，兩江總督端方看到長江門戶上海以及南京一帶的重要性，派出大批軍警密探，大規(guī)模搜捕革命黨人，其中光復會會員葉仰高在上海被捕后變節(jié)，供出了部分革命黨人的別號——還好，葉仰高只知道別號。

葉仰高，浙江景寧人，早年曾在浙江青田讀過免費的義塾，也曾留學日本。他被捕后得到營救，后來在光復南京關鍵之役——攻占天堡城時，擔任敢死隊隊長的他，英勇作戰(zhàn)，壯烈死難，時年32歲。人就是這么復雜的一個多面體。如今，葉仰高也葬在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中，在“浙軍攻克金陵陣亡諸將士之墓”里，就在徐錫麟墓的左手側。

在葉仰高提供的名單里就有“光漢子”，并說光漢子已進入安徽官場。端方立馬將供詞密電告知恩銘，囑他緝拿。由于徐錫麟是警察會辦，恩銘便召他商議，并把端方的電文交給他看，要他迅速查辦。徐錫麟看到自己的別號“光漢子”被列為黑名單之首，心中震驚，但臉上平靜，表示立刻照辦，沉靜機智地應對。

其時形勢已十分危急。按陶成章在《浙案紀略》中的說法是“事機已迫，稍一退步，前功盡棄”。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為了推翻黑暗的清朝統(tǒng)治，勇敢的雞蛋開始了碰石頭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