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國共合作。代表們經過爭論后否定了反對國共合作的錯誤主張，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決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xiàn)兩黨聯(lián)盟。會議認為“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同時申明：“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持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逐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大會宣言還表示“希望中國國民黨斷然拋棄依靠外力及專務軍事兩個舊觀念，十分注意于民眾的政治宣傳”《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與宣言》。。大會做出的有關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的決議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為國共合作的實現(xiàn)完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西湖會議雖然確認了聯(lián)盟方針，但實際工作的進展卻因缺乏充分準備而不夠快捷。這次大會之后，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速。10月，中共中央和廣東區(qū)委以及青年團駐粵委員、廣東區(qū)團委召開聯(lián)席會議，討論幫助國民黨改組問題，還在廣東成立“國民運動委員會”，以推動正在開展的改組工作。繼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通過《國民運動進行計劃》等決議案后，中共中央在年底發(fā)出《第十三號通告》，要求共產黨人積極促進國民黨改組，以迎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與此相應，孫中山和他的戰(zhàn)友們采取了有力的措施。10月中旬他委任廖仲愷、李大釗等5人為負責國民黨改組事宜的改組委員。廖仲愷旋即在廣州主持了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制定了實行改組的計劃。下旬，廖仲愷、譚平山等9人被委任為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這個臨時性的領導機構建立后，立即起草宣言、黨綱和黨章草案；辦理各個地方分部的登記，建立廣州市各級黨部；出版《國民黨周刊》；設立講習所訓練各區(qū)分部執(zhí)行委員。同時，決定1924年1月在廣州——孫中山組織力量逐走陳炯明后在那里重建了政權——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但是，改組國民黨以實現(xiàn)國共合作是不可避免經過尖銳斗爭的。把思想蕪雜、組織渙散和成分不純的國民黨改組為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形式，以推動國民革命的發(fā)展，符合人民的意愿，順應歷史的潮流。因此，必然引起國內外反動勢力的中傷破壞。他們污蔑孫中山“赤化”和“出賣自己”，謾罵中國共產黨玩弄“陰謀”。這股逆流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國民黨內，右派分子公然阻撓改組，反對國共合作。就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發(fā)布的當天，鄧澤如等竟然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提出“彈劾案”，掀起反共的鼓噪，妄圖否定孫中山的聯(lián)共決策。對于右派分子這種倒行逆施的勾當，孫中山和國民黨左派予以堅決反擊。長期的歷史經驗已經表明，必須改弦易轍，不能故步自封，國民黨才能具有生命力。他批駁了鄧澤如等的污蔑不實之詞，說明黨綱、黨章和組織法“為我請鮑君(指鮑羅廷——引者注)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切不可疑神疑鬼”。再次重申了這次改組的必要性，指出“自當隨時改良，方期進步”；而“不圖進步改良”，只能“日日退步”。并就原則性的重大問題加以闡發(fā)：“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對我者以撲滅吾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于吾黨。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國家受屈之人民耳。”鄧澤如：《中國國民黨廿年史跡》，第301~308頁。孫中山還告誡右派分子：“你們愿意跟著我革命的就來，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強拉你們來革命，你們也不能勉強拉我不革命。”包惠僧：《大革命時期的回憶》。他多次表示要將右派分子清除出黨，后來果然把繼續(xù)破壞聯(lián)共決策的馮自由、馬素等開除。由于孫中山與國民黨左派對右派分子進行了堅決斗爭，才得以從內部保證了改組國民黨、實現(xiàn)國共合作的成功。

改組國民黨、實現(xiàn)國共合作，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新舊階段轉型期的必然政治趨向：順應了時代潮流，符合了革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