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后期，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第一次近代化大浪潮，進而拉大了東西方的發(fā)展距離，古老的東方成為西方獵取的目標。當19世紀中葉，西方資本主義大潮裹挾著腥風血雨滾滾而來的時候，統治中國二百余年的清王朝已經度過了它的“康乾盛世”。乾隆于1736年登基，因為在位時間不愿超過康熙，所以于1796年遜位。乾隆雖然形式上已經把皇權移交給嘉慶，但實際上他仍然掌握著實權，直到他1799年去世。乾隆的去世結束了中國歷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乾隆的治國之才創(chuàng)造了康乾盛世，但他的繼任者卻無法繼承他的遺志。大清帝國由此走向了衰敗的晚期，喪失了原有的活力和生機?？墒牵袊@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封建大帝國的內部各種機制卻具有很高的穩(wěn)定性和牢固性：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結構，不是西方商品大潮一時能夠沖毀的；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依然根深蒂固；高度中央集權專制的官僚政治體制，直至19世紀末仍未發(fā)生根本性的分化；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儒家傳統文化，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個人的心中；加之清代以來文化專制的高壓政策、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長期以來重農抑商的傳統政策、閉關鎖國的對外方針，以及夷夏之防、重義輕利的傳統觀念和價值取向，使得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不可能像日本那樣，在外力挑戰(zhàn)面前，通過積極主動的自身改革，走上正軌。在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氣勢之下，清王朝的統治者在無可奈何的消極思想支配下，越來越“自覺”地走向保守、封閉的道路。乾隆皇帝在《御制詩》中寫道：

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

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由于清朝統治者將閉關鎖國當做一種國策，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世界資本主義與中國文明交往的通道，致使封建的中國只能在舊的治國模式中，緩慢地前行，進一步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先進國家的距離。當中國社會進入18世紀后期，上一世紀孕育和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都相繼暴露出來。

首當其沖的就是土地兼并問題。湖南巡撫楊錫紱（fú）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奏折中提到：“近日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

造成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大地主、大貴族、大官僚瘋狂地掠奪農民的土地，比如乾隆朝居官20年的軍機大臣和珅占田8 000余頃，他的兩個管家也各占有土地600余頃。鴉片戰(zhàn)爭時期的直隸總督琦善，占地256萬畝。占有絕大部分土地的人就是這些大地主，他們對無地、少地的農民進行殘酷的封建剝削，過著“食租衣稅”的生活，其結果是造成了劇烈的階級分化，大批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戶或流民。二是清代人口劇增，據《東華錄》記載，清順治八年（1651年）全國人口在6 000萬上下，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經超過4億，不到200年間，人口增加了六倍以上。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生產力的增長速度，大大增加了社會負擔。在一個農業(yè)為主的國度，人口增多，即是農民和地主的增多。小農增多，則土地分割愈碎，生產和再生產的能力勢必削弱；地主增多，則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長促使土地兼并加速，這勢必造成農民生活的日趨貧困。與此同時，地主對農民的地租剝削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占生產物的百分之五十，“歲取其半”，正租以外，地主還強迫農民交納押租、預租等各種名目的附加租。無地、少地的農民除了負擔繁重的地租外，還必須向當朝統治者繳納繁重的賦稅。“永不加賦”的口號是清政府提出來的，但實際做法并非如此。清政府在征收賦稅的時候，在“地丁”正額之外，又以各種名目增添附加稅，造成所謂“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的嚴重現象，而且地主官僚又想方設法把這項負擔轉嫁到無地、少地的農民身上，這叫“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短欠”。如此繁重的地租和賦稅，使得農民往往是“場功既畢，米谷隨盡，至有糠秕（bǐ）糊口者”，只有“今日交租，明日乞貸”，更有“賣男鬻（yù）女以償租者”。“中稔之歲，人不宿飽，一遇兇荒，流亡道路”，這些都是當時農民悲慘生活的真實寫照。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尖銳，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這個時期，自明朝中葉開始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雖然有了進一步發(fā)展，但其所占比重不大，宛如封建經濟汪洋大海中的幾葉小舟，發(fā)展極為艱難而緩慢，而落后閉塞的封建自然經濟仍是基本的經濟形態(tài)。由于清廷的長期閉關鎖國和重農抑商政策，造成了社會生產力的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