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時，由他[48]向法當局報告，后由他車[49]法帝當局命令，禁止中共開成立大會（地址在上海薩坡賽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興開的。[50]

[48] 指程子卿。

[49] 似應(yīng)為“轉(zhuǎn)”。

[50] 許洪新：《中共“一大”會議中的突發(fā)事件》，《上海灘》2011年第7期。

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對程子卿闖入中共“一大”會場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貝勒路誤記為薩坡賽路。盡管薛耕莘這一交代內(nèi)容重要，可是在“文革”歲月，在內(nèi)蒙古的勞改農(nóng)場，沒有誰會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間，與蔣介石有過交往，但也與宋慶齡有著聯(lián)系，做過一些有益的事。這樣，解放后經(jīng)宋慶齡說明有關(guān)情況，程子卿未曾入獄，在家賦閑，依靠房租收入維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代表們緊急疏散，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里沒有走。李漢俊帶著陳公博上了樓，坐在他的書房里。

陳公博不走，據(jù)他在《寒風集》中自云：

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到了現(xiàn)在有些警報又張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么國燾和他有這樣的惡感……

李漢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會走。他和陳公博在樓上書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馬林神經(jīng)過敏，還是真的有包打聽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場的李漢俊和陳公博親歷。李漢俊死得早，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陳公博倒是寫過兩篇回憶文章。

陳公博寫的第一篇回憶文章，便是李俊臣所發(fā)現(xiàn)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發(fā)生這一事件后十來天內(nèi)寫的，除了因在《新青年》雜志上公開發(fā)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隱語之外，所憶事實當是準確的：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么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于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他們更把我和我朋友隔開，施行他偵查的職務(wù)。那個法國偵探首先問我懂英語不懂。我說略懂。他問我從哪里來。我說是由廣州來。他問我懂北京話不懂。我說了懂。那個偵探更問我在什么時候來中國。他的發(fā)問，我知道這位先生是神經(jīng)過敏，有點誤會，我于是老實告訴他：我是中國人，并且是廣州人，這次攜眷來游西湖，路經(jīng)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幾日，并且問他為什么要來搜查，這樣嚴重的搜查。那個偵探才告訴我，他實在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chǎn)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xué)問的專家，家里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xué)科學(xué)，也有中國的經(jīng)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斯經(jīng)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jīng)典。他搜查之后，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于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fā)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其余以下的話，都是用訓(xùn)誡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們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別。自此之后便有一兩個人在我背后跟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