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對于會泳的態(tài)度是：不卑不亢，敬而遠之。有時他也敢于說出一點意見，譬如一次討論創(chuàng)作會議，說到創(chuàng)作必須來源于生活，汪曾祺說：“浩亮同志在這兒，你們關于《紅燈記》的文章為什么只是提那些豪言壯語，對于一些從生活中來的、寓于樸素的哲理的語言，像‘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之類，為什么不提？”于會泳、浩亮聽后不置可否。

從內(nèi)蒙古作家瑪拉沁夫那里，得知了毛澤東對電影《創(chuàng)業(yè)》的批示，他禁不住連聲說道：“黨中央偉大！毛主席偉大！”

“《紅都女皇》事件”引發(fā)了各種各樣的傳言，汪曾祺由此對江青的一些看法發(fā)生了變化，隱約地感到中國要出大事。1976年5月，汪曾祺悄悄地與楊毓珉說：“我們這個歲數(shù)還能趕上一次大的政治變化。我告訴你，讓你心里有個數(shù)?！?/p>

那時原副團長蕭甲已被“解放”，重回北京京劇團。他帶了汪曾祺等八個人去西藏體驗生活，他覺得經(jīng)歷“文革”后的汪曾祺鋒芒更加不外露，內(nèi)心更沉淀。

那次，張濱江與蕭甲、汪曾祺等一同前往西藏，他覺得汪曾祺對詞句更下功夫：“我感到他對詞句到了崇拜的地步，夜里睡不好覺，三五個小時才憋出八句臺詞。他看了西藏水流很急的特點，康定招待所外面的河水響了一夜。他寫了‘排空拍岸’，問我怎么樣。那個本子寫出來，但沒有排演?？纯此麑懙脑~，好極了。”（1998年7月7日口述）

1974年7月，于會泳通知汪參加《新三字經(jīng)》的修改小組，此書將作為小靳莊貧下中農(nóng)編的“批林批孔”讀物出版。江青讓大學學者、劇團創(chuàng)作人員分成幾組修改潤色，并定下完成時間。汪只參與了其中幾句話的修改：“孔復禮，林復辟，兩千年，一出戲?！薄皩W勁松，立險峰，亂云飛，仍從容。”等等。

1976年2月，于會泳又要把電影《決裂》改成京劇，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資派的級別寫得高一點，敢不敢寫到省、市級，寫出斗爭的尖銳、復雜和曲折。并表示如果樣板戲不注意質(zhì)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于會泳說：“樣板戲被攻倒，這意味著什么，你們想過嗎？你們是劇團的領導和創(chuàng)作干部，應該意識到自己的責任?！?/p>

演員楊春霞在1978年5月18日的交代材料中寫道：“記憶中在有關《決裂》劇本改編會議上，于會泳講到過《決裂》寫走資派，可以寫到縣長、省長，甚至是部長?！?/p>

后來于會泳對以電影劇本為基礎而改編的《決裂》彩排不滿意，批評說像是一根繩上掛了許多茶碗。而這一稿是汪曾祺最后定稿付印的，薛恩厚曾對汪說：“救場如救火，你把唱詞風格‘統(tǒng)’一下吧。”汪曾祺表示了為難情緒：“我們對‘三自一包’毫無感性認識，無從下筆?！?/p>

汪曾祺此時因“統(tǒng)戰(zhàn)對象”的緣故，擔任了京劇團革委會的委員。在這之前，汪曾祺發(fā)現(xiàn)于會泳有一段時間很沉悶，而在布置寫《決裂》時又談笑自如，若無其事。寫《決裂》難度很大，他們很難跟上于會泳不斷變化的要求，實在想不出辦法，只好每人讀有關“三自一包”的材料。

戲劇家馬少波1978年5月23日所寫的材料中，涉及了《決裂》修改一事：

于會泳提出增加與走資派作斗爭的新內(nèi)容，要增加“三自一包”內(nèi)容，用反對“三自一包”的情節(jié)貫穿全劇。

評論組逐場提意見，創(chuàng)作組接受不了，強烈地表示抵制。雙方爭執(zhí)不下，我當時十分為難。既摸不清于會泳的意圖，又不敢公然違抗。另方面我是贊同創(chuàng)作組的意見，并同情他們的困難。最后只有抹稀泥的辦法：“請創(chuàng)作組同志們根據(jù)可以接受的意見自己去商定吧，考慮好就寫本子，提綱不再討論?！?/p>

1976年10月11日開會，原定匯報各自的寫作設想，可是誰也沒有說什么，因為暗地里已經(jīng)知道“四人幫”垮臺了。

就在那時，汪曾祺興奮地告訴林斤瀾：“知道‘四人幫’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脫?！彼麖淖约旱慕嵌雀惺芟矏?，比別人多了一點自己的獨特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