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6月份以后，長春四面被解放軍合圍，郊區(qū)糧源斷絕，市內存糧日益減少，糧食投機倒把隨之盛行，糧價一日數(shù)漲，市場混亂，人心更加不安。囤積居奇的糧食數(shù)量雖不太多，對市場的影響卻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幾元一斤，最后竟?jié)q至三億元一斤。由飛機空投一萬元一張的鈔票已無用處，我不得不要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發(fā)行本票，票面數(shù)字最初是幾十萬元一張的，后來提高到幾十億元，甚至幾百億元一張，臨到長春快解放前，一兩黃金也換不得幾斤高粱米，貨幣實際上已失去作用了。當時，市內稅款收入，尚不夠稅務人員的伙食開支，徒然擾民而于財政無補。我干脆下令暫時撤銷一切稅收。后來把終日無事可干的省政府工作人員也紛紛遣散了（因為國民黨在吉林省的控制范圍不出長春市，省政府徒有虛名）。

最令我惱火的是，新7軍的個別軍官竟背地里參與糧食投機活動，事發(fā)后影響極壞。為了安定人心，我不顧李鴻、曾澤生將軍的再三求情，下令槍斃了一名營私舞弊、倒賣買糧的軍需官，以殺一儆百。但對其他人卻未敢深究，因為我也擔心操之過急，很可能激出事變。

當時，新7軍的日子還好過些，第60軍的處境就非常困難了。自長春被困以后，該軍官兵先是吃豆餅摻高粱米，以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陳年酒糟來吃。有的連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搶。特別是第60軍暫52師官兵，一見哪家居民煙囪冒煙，便去搶糧，弄得那一片防區(qū)內的老百姓有點糧食也不敢舉炊，怨聲沸沸。長春市長尚傳道先生曾在國民黨《中央日報》、《長春日報》上披露了此事，并宣傳餓死不搶糧，凍死不拆房。結果引起了曾澤生將軍很大不滿，他為此事專門找我，氣憤地提出抗議。我只好撫慰他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釋，委婉地勸他盡量設法約束士兵，免生意外。

在糧食緊張的同時，城內的燃料也將用盡了。一些部隊、機關開始拆無人居住的房屋當柴燒，后來連市內樹木、柏油路也遭到砍伐、挖掘，雖一再明令制止，亦無濟于事。為了解決燃料不足的問題，我曾企圖在長春東郊開采煤礦。特命第60軍暫52師自農學院向外出擊，但很快遭到解放軍迎頭痛擊，損失慘重，該師第3團團長彭讓等二百余官兵被擊斃，余部只得狼狽退回。

我感到這種局面很難支撐下去了，一面繼續(xù)電請衛(wèi)立煌將軍加緊空投糧食，一面發(fā)動各軍師長官聯(lián)名打電報給蔣介石先生，訴說困守長春的艱苦情況，請他速想辦法。不久，我和各軍師長官分別收到蔣先生的復電。他在電報中除了用好言撫慰我們以外，仍是要我們無論如何要堅守住長春，等待他派大軍前來救援。在給我本人的電報中，蔣先生還特別命令我將長春城內人民的一切物資糧食完全收歸公有，不許私人買賣，然后由政府計口授糧，按人分配，以期渡過眼前難關。

我明白蔣先生的這道命令完全是個“殺民養(yǎng)軍”的辦法，但又苦無他計，只好分別找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先生和長春市長尚傳道先生商議措施。他們見了蔣先生的命令也都連連搖頭，說千萬使不得，如果這樣一來，城內必定要大亂了。我經過反復考慮，最后復電給蔣先生，表示很難執(zhí)行這個命令。為了制定出一個糧食管理辦法，以后我還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傳道先生等人，共同擬訂了一個《戰(zhàn)時長春糧食管制暫行辦法草案》，其中規(guī)定：允許人民留自吃糧食到9月底，剩余糧食一半賣給政府作軍糧，一半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各保組織糧食管制委員會，由保內缺糧吃的市民派代表參加工作；買賣糧食均應按照政府議定的價格，不許哄抬糧價，凡違反該法令的，均處以極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