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駿濤

一

近幾年，關于對中國新文學（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必須進行宏觀整體研究的呼聲頗高。最早作出這種構想的是北京的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諸人。他們在一九八五年發(fā)表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文學評論》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在國內第一次公開亮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旗號，主張把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這三個彼此分立的命題打通起來，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和發(fā)展系統(tǒng)來研究。在當時，這是一種相當新穎的文學史觀。作者的過于概略和簡約的論述（當時也只能如此）盡管使人不太滿足，但它所展示的宏闊圖景和新穎構想，確實使人一新耳目。這個命題的提出，不僅表明研究者試圖打破原先中國新文學研究中的孤立的格局，而且顯示了研究者同時具備的兩種眼光：橫向上，他們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納入到世界文學發(fā)展的總體框架中來考察；縱向上，他們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向中國現代文學轉變、過渡和發(fā)展的過程來考察。同時具備這兩種眼光，就有可能使研究工作上升到一個較高的層次。

對中國新文學進行宏觀整體考察的命題提出之后，批評界和研究界的一些朋友曾經擔心這種過于宏觀的考察可能會削弱人們對具體材料的研究，助長研究工作中特別忌諱的一種“大”而“空”的傾向；在實際工作中，也確實出現了一種脫離微觀考察的“宏觀”研究，脫離實證分析的“綜合”研究的傾向。顯然，這是與提出這一命題的研究者的初衷相悖的。

從一九八五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的提出，到一九八八年上海的陳思和、王曉明、李劼等人“重寫文學史”命題的提出（分別見《上海文論》一九八八年第四、五期，《北京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七期），這是一個發(fā)展過程。“重寫文學史”當然還是一個宏觀的命題，它要求對舊的文學史框架進行重新審視，雖然并不是對舊的文學史寫法的完全否定，但無疑是對新的文學史寫法的積極倡導；從邏輯上說，它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命題是相通的，它都要求研究者具有一種新的視野，以現代意識來審視歷史，同時又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重寫文學史”已經不僅是從文學史的框架上提出問題，而且開始著手對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文學思潮進行重新評估，這說明研究者的思考具體化和細密化了。當一種新的文學史觀確立后，重要的是必須運用這種新的思想去對紛紜繁雜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文學思潮進行具體研究，作出既不同于前人的，又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估；實際上，新文學史觀的確立從來就離不開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否則，新文學史觀豈不就成了高懸于空中的樓閣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