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嶺表風物的陳寅恪，已開始將全副身心交給嶺南大學。第一次透露陳寅恪即將授課消息的是1949年4月20日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在“下學期各院系開設科目”中，有這樣兩欄——中國文學系：白居易詩；歷史政治學系：唐史。此兩課程為陳寅恪所開無疑。嶺南大學的歷史專業(yè)一向很弱，沒有獨立的歷史系，故歷史與政治合為一系。有此原故，在陳寅恪的教學生涯中便出現(xiàn)了這樣的現(xiàn)象，選修陳寅恪所開課程的學生很少，有兩個學期甚至只有一個學生在聽他的課。聽課人少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系，總共只有二三十個學生，大部分人選讀的還是政法專業(yè)。所以，五十年代廣東知名的歷史學家杜國庠曾與選修過陳寅惆唐代樂府”一課的嶺大學生胡守為開玩笑，“你恐怕算是一個最高價的學生了”。意謂領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導個把學生，該學生也可稱“最高價”了。

往深一層看，這未嘗不是中國文化在這個裂變時期的一種悲哀。

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shù)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陳寅恪前半生涉獵的學術領域繁雜，公認已作出卓越貢獻的便有佛教經(jīng)典研究、中亞古代碑志及古語言研究，及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這些領域的建樹，已顯現(xiàn)陳氏學術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為嘆息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后人的東西，與他淵博的知識系統(tǒng)相比實在是太少了。這不僅意味著陳寅恪尚可以開掘更多的領域，對歷史與文化有更多精辟獨到的發(fā)見；它還意味著當文化的豐厚與歷史的沉淀因人生機緣凝聚于文化大師一身時，大師身后，后人竟無法繼承其遺產(chǎn)的幾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過大師這一座碑石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新的碑石不知將在何處出現(xiàn)實際上，當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經(jīng)感覺到了這一點。在陳寅恪的晚年，順應極“左”思潮，中山大學一直沒有放棄改造陳寅惆唯心史觀”的努力，但一個憂慮的問題一直壓在學校決策者的心頭：怎樣才能把陳寅恪的東西學過來。于是才有了以后一連串飽含著淚水的故事。

嶺南大學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為陳寅恪提供了一個“世外桃源”，卻不能提供更多的后學跟隨文化大師承襲學問與學業(yè)，這是歷史一個深深的遺憾。即使是辦學妙手陳序經(jīng)也無法挽回這個遺憾。遠離“國共”大決戰(zhàn)的中心，偏于南隅的廣州，意外地出現(xiàn)了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嶺南大學這塊綠洲，卻不能使陳寅恪在這里尋找到更多的后代學術知音，這也是嶺南文化一個深深的遺憾。在未來，后世的嶺南人將會為這一歷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嘆息。

而在1949年，沒有誰意識到這一點。陳寅恪似乎很快適應了這塊土地，似乎喜歡上這座康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