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份“政治思想情況”之類的材料已在政治上對這位大教授作了如許的評價：“富有正義感；自高自大，有學術獨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堅貞，無士大夫的冷靜；解放后對黨極其擁護，但對民主人士非常不滿，罵他們卑鄙?！闭沁@些不乏棱角的性格特點，注定了他的悲劇。無獨有偶，“對民主人士非常不滿，罵他們卑鄙”，五十年代前期的陳寅恪，同有這一類言論。有理由相信，在這兩位1949年之后分隔天南地北的學人之間，當有一段互通書函、互訴心聲及互為砥礪的心靈交往。

1950年，向達公開表示，“我們現(xiàn)在要監(jiān)督執(zhí)政黨，使它做得好，不讓他壞”。對五十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向達開始表示不理解，“舊鞋子脫下了，新鞋子穿不上。”1957年“大鳴大放”時，向達在有關方面召開的座談會上奮然發(fā)言，對當時史學界的學風、開展運動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此事連同他以前說過的“片面強調斗爭與改造，使很多科學家心緒不安！算算賬，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學家”一類的話，以及他被卷入了老家一些少數(shù)民族問題，被認為是“搞民族分裂主義和破壞民族團結”，在1958年2月，向達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時年五十八歲。這正是一個歷史學家將結出最豐碩成果的年齡。

這種人生驟然發(fā)生的頓挫，摧毀的是一個人精神世界的支柱。昔日胸間常溢豪情的向達已不復存在。數(shù)十年后，向達之子向燕生仍對當年其父遭此打擊后仿佛變了另外一個人這一點記憶猶新。

成為右派分子的向達，幾乎失去了以往意味著榮譽的一切。他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務被解除，他的一級教授職稱，也被降為二級。

于一個歷史學家而言，這些也許只是身外之物。生命所依，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尋覓過去與未來的觀照。從這點上說，更大的與無形的悲劇還在等待著這位不幸的歷史學家。

五十年代末，向達擬定一個《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的計劃，準備整理出版這方面的古籍四十二種。其中就有唐代的名著《大唐西域記》。該書是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經回到長安后寫成的關于中南亞等地區(qū)史地情況的著作。此書成書后千年以來國內都沒有比較完善的點校本與注釋本。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對外交往的劇增，使現(xiàn)代學者們終于將目光投向這本千多年前已有影響的皇皇巨著。雄心勃勃的向達，將整理研究此書視作晚年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歷史學家美妙的夢。遠在十年前，向達在北京大學講授隋唐史時，便已著重講授唐朝玄奘取經給唐代帶來深刻影響的歷史。這種積淀，耗去的是一個歷史學家半生的心血。

可以這樣說，向達是1949年以后最早著手準備整理《大唐西域記》的極少數(shù)中國學人之一。

在遙遠的南方，陳寅恪也牽掛著這么一位學人，這么一本書。但他不會知道，他欣賞的向覺明正面臨著重重的困難。向達也不會知道，等待他的竟是“長使英雄淚滿襟”的結局。

向達成為右派分子后，實際上無形中已被剝奪了出版與發(fā)表作品的權利，他的研究與教學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向達感覺到了，但他沒有預見到那不可更改的命運。其間，在向達一門心思整理《大唐西域記》時，出版社曾提出過上海章巽等人一同參與整理及北京大學歷史系以集體名義共同整理等兩個動議，但最終不了了之。這些，都沒有動搖這位歷史學家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