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出版后，延安也有了。毛澤東主席看了，笑著對我們幾個“秀才”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做文章呢！”我領會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我們寫反駁的文章。我寫《評〈中國之命運〉》是毛主席的話啟發(fā)了我，我才有寫那篇文章的想法。

我一口氣寫了三天三夜（當然要吃飯，也略有休息）。我一面寫，一面哭，我太激動了，因為極大義憤吧。我以前寫過許多文章，從來沒有這么激動過。

我不知道這篇文章將以什么名義發(fā)表——作為《解放日報》社論呢，還是評論員文章呢——所以我沒有署自己的名字。文章的原標題是《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

寫完以后，我馬上給毛主席送去。當時，毛主席住在棗園。記得，送去的時候，毛主席正在休息，我不敢驚擾他，就把稿子留在他那里，回去了。

毛主席起來后，就看我的稿子，一口氣看完，然后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極尖銳、精彩的句子，并署上我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毛主席派人把我找去。毛主席把稿子給了我，上面寫著他的批示：“送《解放日報》發(fā)。”

稿子送到《解放日報》，報社領導同志看了，覺得有些地方說得太厲害了。另外，這篇文章勢必會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引起震動，一定要請負責那里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周恩來同志過目。

正巧，周恩來同志剛從重慶回來。毛主席召集了一個小型的中央會議，周恩來也參加了，討論我的文章。經(jīng)過討論，作了些小的改動，題目改為《評〈中國之命運〉》。

在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報》上發(fā)表。周恩來還指示，用內部電報把文章拍送重慶，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印小冊子發(fā)行。

此文發(fā)表后，蔣介石發(fā)出一個內部通令，嚴禁這個小冊子，并叫我做“陳逆伯達”。

其實，寫這篇文章，不是我自己的功勞，是黨的工作。如果說有功勞的話，那是黨的功勞。

我確確實實是這樣認為的：如果沒有毛主席啟發(fā)我，沒有毛主席的支持，就不會有這篇文章。如果我不去延安，也不會有這篇文章。在黨的領導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才有可能寫出這篇文章。

《評〈中國之命運〉》是陳伯達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問他文章中哪些話是毛澤東加的，他說手頭已經(jīng)沒有書了，記不清毛澤東所加的話。不過，文章開頭關于陶希圣的一段，是毛澤東親筆寫的，這一點他記得很清楚。他說：“毛主席加上去的話，氣魄比我大得多，非常深刻，非常有力，我是遠遠比不上的。”

我查到了1945年9月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所印的《評〈中國之命運〉》單行本，開頭那段毛澤東所寫的話，果真非同凡響：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圣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么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jīng)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wèi)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遠著的陶希圣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后，陶希圣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么《中央周刊》這樣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傳布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