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身邊的人，一個個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職。陳伯達不搞這個。這倒并不是說他不熱心于培植自己的勢力。他是另一種想法，怕自己身邊的人一個個拉上高位，太顯眼了，容易牽涉到他，給他帶來麻煩。這與他總說自己是“教員”、在“文革”中聲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一致的。他是在“謙遜”背后下工夫。他與康生各有一套“拳經(jīng)”。

在20世紀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作大報告，也不大講課，主要是因為他的話難懂。

除了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外，陳伯達曾打算寫一部理論著作《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他調(diào)來兩個人幫助收集材料，一個是陳真，一個是徐洪烈。后來，徐洪烈成了他的文書。

后來，又調(diào)來徐兵、史敬棠幫助收集材料。這樣，他那里的工作人員多起來了。

《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沒有寫成。后來，把收集到的材料編成《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總共四大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后，陳伯達的文思不如從前，往往不流暢，往往要反反復復地改。尤其是往毛澤東那里送去的文稿，陳伯達小心翼翼。姚洛記得，有幾次文稿裝入大信封，已經(jīng)封好，準備送往毛澤東那里，陳伯達忽然想起什么，又拆開來作修改。還有一次，文稿已由通信員送出，陳伯達又想起什么，派人趕往勤政殿，從毛澤東秘書那里追回剛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陳伯達生怕在毛澤東那里有半點差池，他深深知道，毛澤東對他的印象好壞，將決定他的仕途前景。

劉叔晏在通縣工作了一段時間，想調(diào)回來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調(diào)動工作一時難以辦成。這時她生病了，便在家住著。姚洛替她辦通行證，證上要填寫職務，姚洛寫了“家屬”兩字，不料，這件事惹了她，讓她極不高興。她說：“‘家屬’怎么成了我的職務呢！”可是，不寫“家屬”，姚洛又想不出別的合適的符合她身份的職務！

終于，在1956年，劉叔晏取代姚洛，成了陳伯達的秘書。

姚洛調(diào)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陳伯達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關系？！”直到這時，姚洛才明白他被調(diào)走的真正原因：陳伯達早就對姚洛與田家英的接觸生疑。陳伯達以己度人，因為他曾想通過田家英摸毛澤東的動態(tài)，因而擔心田家英通過姚洛摸他的動態(tài)！調(diào)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當秘書，陳伯達這才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