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陳伯達掛了一連串的“副”職，到了1958年5月25日，才獲得一項正職任命。

那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增選了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同時決定創(chuàng)辦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任命陳伯達為總編輯。

五天之后——6月1日——《紅旗》雜志創(chuàng)刊號便問世了。白色封面上印著鮮紅色的毛澤東手書的“紅旗”二字。

創(chuàng)刊號的陣營如下——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

陳伯達：《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chǎn)物》；

張聞天：《關(guān)于美國經(jīng)濟危機》；

柯慶施：《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

王任重：《依靠群眾勢如破竹》。

據(jù)陳伯達回憶，雖然決定出版《紅旗》是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才做出正式?jīng)Q定，但是籌備工作早就開始了。

創(chuàng)辦一個理論刊物，這是毛澤東提出的建議。最初，陳伯達并不想辦《紅旗》這樣的政治理論刊物，卻是想辦學(xué)術(shù)性理論刊物。毛澤東不同意陳伯達的辦刊設(shè)想。這樣，陳伯達只得放棄了辦學(xué)術(shù)性刊物的意見。

《紅旗》的發(fā)刊詞是陳伯達寫的。寫好之后，呈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1958年5月24日寫下批語：“此件寫得很好，可用。”

《紅旗》的刊頭，理所當然，請毛澤東揮就。

在1958年5月24日，毛澤東就題寫《紅旗》刊頭，致函陳伯達：

伯達同志：

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

毛澤東

5月24日上午

毛澤東很認真地為《紅旗》題寫刊名，竟寫了20多幅！

毛澤東在所寫的不同的刊頭字體旁，分別注明：

“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比較從容。”

經(jīng)過陳伯達和編委們細細品評毛澤東為《紅旗》刊名所作的20多幅書法作品，最后選中了那幅“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的刊頭。

《紅旗》作為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論刊物，編委會的陣營頗為強大。第一屆《紅旗》編委有：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王稼祥、張聞天、胡喬木、陳伯達、康生、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舒同、李達、周揚、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許立群。這個編委會，可以說囊括了當時中共中央的“筆桿子”。陳伯達被任命為總編輯，也就成了這個“秀才”班子的頭兒。

后來，又任命了四位副總編輯，即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

第一次編委會在居仁堂召開。開會時，發(fā)生一樁小小的誤會：來了兩個李達！原來，同名同姓，有兩個李達。一個李達，字永錫，號鶴鳴，乃是中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主編過中共第一個黨刊《共產(chǎn)黨》月刊。這個李達是《紅旗》編委。另一個李達，原名李德三，乃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副總參謀長。發(fā)開會通知的人弄錯，給這位李達上將也發(fā)了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