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我在安徽勞動。五月間公安部和中央辦公廳來人，要我交代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的問題。我跟來人說：“他們不危險，危險人物是陳伯達。”我請他們帶信給周恩來。后來他們再次來，將我給周恩來的信退給我，說不能轉交。隨后十一月十一日，我被關進秦城監(jiān)獄，住單人牢房。西方的獄政，除死刑外，與世隔絕的長期單監(jiān)是一種最殘酷的懲罰。被囚者會因此喪失思維能力、語言能力，導致神經錯亂。在延安時聽說過這樣一件事：王若飛在國民黨監(jiān)獄單監(jiān)五六年放出來后，竟叫懷表為“鍋蓋”。原先我以為關的時間不會太長，后來看見監(jiān)獄中有起重機在運作，知道還在擴建，必須做長期打算了。我下決心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看看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問題何在。

開始幾年沒有書看，最后三年才允許讀馬、恩、列全集和《魯迅全集》。為使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腦力不衰，除每天堅持在斗室中慢跑外，只好學習作舊體詩詞。開始時是即興口占，隨作隨忘。一九七三年，有一天跑步跌倒，手碰破了，護士給了我一瓶紫藥水和幾根藥棉簽。靈機一動，發(fā)覺可作“奇墨怪毫”。于是靠墻坐在矮床上，面對哨兵監(jiān)視孔，越發(fā)規(guī)矩地捧著書本讀書，偷偷地將“一籮筐酸果子”——幾百首詩詞錄在自己的《列寧文選》（兩卷集）上的空白處。后來詩集出版，題名《龍膽紫集》，來由即此。

馬克思說過，受難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難。中外古今，許多受難者成了思考者。我的獄中詩詞，有一部分很含蓄地反映了我對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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