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里，在精神頹靡的氛圍中，每個人都不免受到悲情主義的誘惑。我們多么渴望一種明確的精神力量，讓我們能超越私人的小小的喜悅哀愁，能從所謂“軟綿綿的幸?！敝猩A起來，抵達崇高，這會是多么美好的體驗！悲情的吶喊是誘人的，但也可能為此犧牲了智性的清明，并導致自詡崇高的道德審判。對于摩羅的作品，需要慎思的不是他自稱無辜的“情感表達”，而是他基于情感的化約性的歷史政治論述，那種可能以“認知錯亂”為代價的“良知呼喊”。特別是因為，這種無可抑制的悲情吶喊，以詩歌和宣言的方式來論述歷史與政治，正在成為當下一種越來越流行的魅惑話語。

摩羅的吶喊經(jīng)得起認知的檢驗嗎？他的“殖民與反殖民”的宏大敘事似乎自足地解釋了歷史進程，但從來沒有嚴肅處理與此交錯糾纏的其他歷史脈絡（比如馬克思的“階級斗爭歷史”）。他大聲疾呼，中國以及任何民族都沒有所謂“劣根性”，這當然極為正確，也完全符合西方流行了50年的“政治正確”觀念（當然這是摩羅獨自的洞見，而不是“以西方馬首是瞻”）。但他又說，“中國真是一個可敬重的、比較善良的、有理性的民族。西方人殖民時期做的那些事簡直和魔鬼沒什么兩樣”。那么，劣根性的框架被倒轉過來嗎？西方人的野蠻殖民是來自某種不太善良、不太理性、魔鬼般的劣根性嗎？而野蠻的西方又何以產(chǎn)生了如此豐富的批判殖民主義的理論？（摩羅只援用了其中的極小部分，當然也不會有“洋奴”的嫌疑。）更重要的是，為什么在新中國最“自力更生”、最悲情地“反崇洋媚外”的時期，我們沒有實現(xiàn)當下崛起的趨勢？而正在崛起的今天又何以冒出來這么多軟骨頭的“洋奴”？這是由于“洋奴們”卑賤的劣根性嗎？摩羅先生似乎沒法說清他的故事。我毫不懷疑他的良知、真誠以及智慧的潛力，但他對純凈敘述的無限渴望阻止了他。他必須構造出一個“西方”與“中國”以及“站立者”與“跪拜者”之間的二元對立，而兩者都必須是同質(zhì)化的總體概念，由此才能發(fā)出悲情的吶喊。于是，也就不用指望他能處理西方與中國之間互相生成的復雜關系，以及中國內(nèi)部的多樣復雜關系。以“認知錯亂”為代價的“良知呼喚”或許仍然有自我鼓勵的價值，但這與心智成熟的“覺醒”無關。就此而言，批判魯迅的摩羅遠未企及魯迅的精神高度。他們或許都經(jīng)歷過尼采揭示的虛無絕境。魯迅承擔著“彷徨”、“苦悶”和“絕望”，是“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的真正勇士。因為他深知尼采所說的“真相”——沒有那么一個純粹的崇高客體可以依附，并坦然接受了尼采的挑戰(zhàn)——“能承受多少真相，是一個人精神強度的檢測”。而在迷失中虛弱的摩羅們必須一次次地去擁抱“大寫的”虛幻概念才得以安身立命，否則他們的信仰無處寄托，他們的悲情無可吶喊。但依傍“大概念”的價值委身怕是“站不起來”的，因為明白“如何堅持”與“堅持什么”同等重要。至于歷史和政治，嚴肅的爭論從來就不是“中國要不要站起來”，而是“中國如何才能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