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說過，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雖非“俱旺”，卻政文貼近。

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宋代重視文官當(dāng)政，比較防范武將。結(jié)果，不僅科舉制度大為強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國文人，而且讓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師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占居行政高位。這種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現(xiàn)了一種特殊的“高端聯(lián)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為一體。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實，并不完全如此，有時反而各有損傷。

第二個原因，宋代由于文人當(dāng)政，又由于對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蕩鐵騎，在軍事上屢屢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這就激發(fā)了一批杰出的文學(xué)家心中的英雄氣概、抗敵意志，并在筆下流瀉成豪邁詩文。陸游、辛棄疾就是其中最讓人難忘的代表，可能還要包括最后寫下《過零丁洋》和《正氣歌》的文天祥。

這確實也是中國文脈中最為慷慨激昂的正氣所在，具有長久的感染力。但是，我們在欽佩之余也應(yīng)該明白，一個歷時三百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脈，必然是一種多音部的交響。與民族社稷之間的軍事征戰(zhàn)相比，文化的范圍要廣泛得多、深厚得多、豐富得多。

因此，文脈的首席，讓給了蘇東坡。蘇東坡也曾經(jīng)與政治有較密切關(guān)系，但終于在“烏臺詩案”后兩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這個轉(zhuǎn)變，使他一下子遠(yuǎn)遠(yuǎn)地高過于王安石、司馬光，當(dāng)然也高過于比他晚得多的陸游、辛棄疾。他的這個轉(zhuǎn)變，我曾在《黃州突圍》中有詳細(xì)描述。說他“突圍”，不僅僅是指他突破文壇小人的圍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場價值體系。因此，他的突圍，也是文化本體的突圍。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幾個等級。所以我寫道，在他被貶謫的黃州，在無人理會的徹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漁夫樵農(nóng)的時刻，中國文脈聚集到了那里。

蘇東坡是一個文化全才，詩、詞、文、書法、音樂、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詞作、散文、書法三項，皆可雄視千年。蘇東坡更重要的貢獻(xiàn)，是為中國文脈留下了一個快樂而可愛的人格形象。

回顧我們前面說過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余，可愛不足。從屈原、司馬遷到陶淵明，都是如此。他們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們可愛嗎？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曹操太有威懾力，當(dāng)然挨不到可愛的邊兒。魏晉名士中有不少人應(yīng)該是可愛的，但又過于怪異、過于固執(zhí)、過于孤傲，我們可以欣賞他們的背影，卻很難與他們隨和地交朋友。到唐代，以李白為首的很多詩人一定可愛，但那時詩風(fēng)浩蕩，一切驚喜、感嘆都凝聚成了眾人矚目的審美典范，而典范總會少了可愛。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懷，也還缺少尋常形態(tài)。

誰知到宋代出了一個那么有體溫、有表情的蘇東坡，構(gòu)成了一系列對比。不管是久遠(yuǎn)的歷史、遼闊的天宇、個人的苦惱，到他筆下都有了一種美好的誠實，讓讀到的每個人都能產(chǎn)生感應(yīng)。他不僅可愛，而且可親，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長、老友。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幾乎絕無僅有。因此，蘇東坡是珍罕的奇跡。

把蘇東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頓妥當(dāng)之后，宋代文學(xué)的排序，第二名是辛棄疾，第三名是陸游，第四名是李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