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來，如果不是政治環(huán)境的日益惡化，不是極“左”文藝路線對藝術生產力的嚴重破壞，不是極“左”文藝教條對藝術家創(chuàng)作個性的扼殺，如果創(chuàng)作室的那一群劇作家們趕上了今天這樣相對自由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我相信他們也許會留下一些好的作品?？上v史不能“如果”，所以我們只能嘆息一代作家的歷史命運，誰讓他們遭遇了那樣一個時代呢？

劇本創(chuàng)作室的辦公地點在北新橋大二條49號。那是一個小胡同里的一所古舊的小四合院，經過修葺，有一張紅漆的大門。院里的正廳是一個會議室，擺了長條桌和沙發(fā)。偏房住著賈克一家人?！懊C反”運動以前，我們到這里來開過兩三次全體成員的會議，還來參加過喬羽和黃悌的婚禮，氣氛都很熱烈。創(chuàng)作室的同事們偶爾見面，彼此也很友好。那小院里還有幾間小屋，分別住了喬羽和李悅之、張篷夫婦，司空谷也住在這里。收發(fā)室旁的一間小屋住著單身的李建慶，還有一間住著創(chuàng)作室的秘書陳政。剩下的兩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原先不知是誰住過的，1955年5月“反胡風”運動開始后，就騰出來禁閉“胡風分子”。先是把路翎關在這里交代問題，路翎被公安部逮捕后，就把我關進來“隔離反省”，這間小屋隔著院子的對面一間，就讓另一個“胡風分子”魯煤的妻子楊哲民，帶著她剛出生的孩子搬來住。魯煤隔離在另一個地方。我關在這間小屋一直到1956年的秋天才恢復自由。

很久以后我才聽說，創(chuàng)作室的副主任田兵在我被當作“反革命”隔離之后，挺身而出，為我說了幾句辯解的話，立即被劇協(xié)領導斥為“喪失階級立場，嚴重右傾”，接著就把他下放到貴州去了。田兵是一位正直善良的老黨員，他對青年的愛護和在那樣嚴酷的情勢下敢于仗義執(zhí)言，使我一生都會對他深懷感激和敬佩。田兵遭受的打擊，反映了當時黨內斗爭的殘酷無情。

還有一個人也是我難忘的，那是安娥先生。1955年嚴冬的一個晚上，小院里靜悄悄的，我伏在臺燈下艱難地讀一本俄文書。沒想到門被推開，安娥先生閃身進來。她站了一刻，親切地望著我，又看了一眼那本俄文書，竟一句話都沒有說，只向我露出了一個慈祥的微笑，轉身就走了。這是我隔離審查后，唯一一個來看望我的人。但也是我見到她的最后一面。望著她的背影，我回想起了1942年在桂林演出田先生《秋聲賦》的情景。我認識她和田先生時還是一個十歲的孩子，她是看著我長大的一位前輩。

安娥先生那些年心情顯然不好，這位30年代從蘇聯(lián)回來的熱情澎湃的“紅色女詩人”，在劇本創(chuàng)作室的幾年，竟一句詩也沒有寫出來。

劇協(xi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還是一個充滿了學術氣氛的藝術團體，那時田漢、歐陽予倩、洪深、馬彥祥、張庚等一大批老一代戲劇家都還很活躍，他們參與籌辦了1952年全國第一次戲曲會演，1954年梅蘭芳、周信芳代表作的展覽演出，1955年的全國話劇會演等重要的戲劇活動，還以劇協(xié)名義召開了《琵琶記》《桃花扇》等古典劇作的學術研討會。那時戲劇界的活動對整個知識界都產生很大影響。但從1954年開始的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和對胡風文藝理論的清算，這些來勢兇猛的政治運動，就把劇協(xié)從一個學術團體改變成了一個火熱的階級斗爭的戰(zhàn)場了。從1955年到1957年兩年多的時間里，整個劇協(xié)沒有一天不在沸騰著。這里硝煙彌漫，人們你死我活。人們響應黨的號召，積極上陣，把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和“階級敵人”的搏殺之中，藝術除了為政治服務已經喪失了任何意義，因此，“劇本創(chuàng)作室”也就不需要再存在了，隨著“反右”運動的結束而宣告解散。我和汪明是在1958年4月，戴著“極右分子”的帽子，從劇協(xié)送進監(jiān)獄的。據說創(chuàng)作室的其他作家們，包括那些運動中特別積極的人們，隨后也都紛紛調離劇協(xié)，有的回劇院，有的調到外省市的劇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