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中學時代，我真正擁有并認真讀完的課外書只有幾本詩集，而且，那也是高中以后的事情了。十五歲那年，我獨自背著一本由作文本裝訂而成的詩集去《九江日報》社投稿。那次最大的收獲是在書店里買到了一本《諾貝爾文學獎金獲獎詩人作品選》。借著這本詩集，我幸運地知道了泰戈爾、普呂多姆、海頓斯坦、葉芝、黑塞、米斯特拉爾、聶魯達等詩人。其中有些作品，如海頓斯坦的《我的生命》，我至今仍可以背誦：

繼續(xù)悄悄地走下去吧，我的生命！

我不愿把你擺進櫥窗展覽，

讓你碌碌無為地浪費寶貴時光。

我從不說：“來呀，快來握握這位大師的手，

是它引得如此神奇美麗的花兒怒放！”

當我被可信的朋友背棄，

當厄運落到我的頭上，

我沒有端起盛滿淚水的銀杯，

對過往的行人訴說：

“啊，請摟住我的脖子，哭吧，

可憐可憐我，讓我們一起痛哭一場！”

啊，在你廣袤無邊的天地里，

我最大的不幸不過是一小片陰云，

我要默默無聲地走向我的墓地。

最初讀到這首詩，我既已隱約覺察自己的靈魂在拔節(jié)生長，又像是隔世遇見了一位故人。那一年，我還用水彩畫過泰戈爾的肖像，把它掛在老屋的閣樓上。至于泰戈爾的那首“讓我的愛，像陽光一樣，包圍著你，又給你光輝燦爛的自由”，算是我最早讀到的關乎真愛與自由的文字吧。那幾年我十分迷戀泰戈爾，剛上大學時，我還用鋼筆在日記本里畫過他的肖像。

此外就是《雪萊抒情詩選》。雪萊是我生命中真正的貴人。高中那段時間，我曾經想著將“COR CORDIUM”（眾心之心）紋在自己的胸口。雪萊死后，他的好友、詩人拜倫等將這幾個字刻在了羅馬新教徒公墓他的墓碑上。雪萊為世界所知，多是因為他的《西風頌》。我常說我在寫作上追求“通情達理”，也就是說在感性和理性上都要有所追求，這方面雪萊也是功不可沒的。我曾在《在書里遇見靈魂》①一文中記錄了自己初讀楊熙齡譯后記時的喜悅。

在“冰冷的爐邊”度過童年,卻有著一顆熱烈地泛愛大眾的大心;在平庸的人們中間生長,卻從大自然汲取了百靈光怪的幻想;受盡自私的人們的折磨,而厭惡自私,把自私棄絕,保持著靈魂泉源的澄澈;懷著溫柔的同情,又時時忿激的抗爭;思索著人間種種相,馳騁在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學的領域上,探索人類的前途,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堅貞,忠于人類,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的失敗,以嘹亮的號角聲宣告人類新春的將到……（楊熙齡）

當時我就在想：啊，這不正是我所經歷的童年嗎？這不正是我所向往的人生嗎？雪萊以及其他許多詩人的詩歌讓我開始觸及生命與靈魂，觸及人性中不曾看見的高貴的存在，有了歌德所說的那種“高尚的煩惱”。

說到雪萊，我想在此補充的是，他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被許多人忽略了。今天，我們說非暴力思想或者“公民不服從”思想，可以從馬丁·路德·金、甘地上接到艾莉斯·保爾、托爾斯泰，直至梭羅。事實上，在梭羅之前，雪萊在他的詩歌《無政府主義的化妝游行》（the Masque of Anarchy）中明確提出了“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的原則。在詩中，雪萊對他的民眾說：任憑暴君欺凌，任憑騎士的彎刀飛舞如“失去了天空的星星”（sphereless stars）般撲面而來，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你們寂靜地站立，堅定如森林。當然，雪萊在這里所堅持的并非放棄抵抗，任人宰割，完成所謂“what they like， that let them do”（他們想做什么，就讓他們做），而是相信英格蘭覺醒的人們，有著暴君不可抵擋的道德和輿論力量。當行兇者怒氣漸消，當這塊土地上的每個女人只要其站立就指點他們，他們也會羞愧到無地自容。雪萊相信世界有公理和道義，而且公理和道義必將勝出，因為“You are many，they are few”（你們茫茫一片，他們少得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