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秉性愛熱鬧，易激動。當年聽章先生講課，他每到沖動時，便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地發(fā)表議論。黃侃稱他“錢瘋”，而周樹人賜名“爬翁”，算是對“貓頭鷹”的回敬。

錢玄同與周樹人是1908年在日本相識的，都為章門弟子。雖經常見面，但話語不多。后錢玄同讀了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翻譯的《域外小說集》，評價“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謹嚴，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詞，十分矜慎”，并認為比當時在中國頗為流行的林紓所譯《茶花女》等著作，要文筆雅訓得多。

前幾天，在《新青年》研究征稿時，錢玄同舉薦周樹人兄弟，遂有自告奮勇登門到周樹人處約稿之舉。

周樹人得知錢玄同是來組稿的，開始很淡然。他說，“這中國好比一間鐵屋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里面的人們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臨死的悲哀。而如果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反倒使他們感到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

錢玄同推了推鼻上深度的自由鏡，然后瞪著周樹人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周樹人沉默了。

錢玄同了解他的師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時，他曾在故鄉(xiāng)紹興積極參加宣傳活動，且在這段時間里，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小說《懷舊》，描寫小鎮(zhèn)封建余孽在革命風聲中的種種情態(tài)。小說寄到《小說月報》，當時的主編惲鐵樵認為小說有獨有的生動尖銳和入木三分的諷刺筆墨在其中，就發(fā)表于《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1913年4月）上。主編惲鐵樵在“附志”中做了贊揚，認為《懷舊》對那些“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饾饤，無有是處”的文學青年說來，“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捷克漢學家普實克評價道：此文雖以文言文寫成，但由于“用現代的眼光觀察世界，對現實某些方面有與眾不同的興趣”，應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以錢玄同的眼力，自然看好周樹人。

錢玄同多次來拜訪這位五年前隨自己從南京遷北京的同門師兄。見他到教育部后，一直單身蝸居補樹書屋整整五年，埋頭于從書肆買來的一摞摞古書里，全然不管窗外表演著“二次革命”和袁世凱登基、張勛辮子軍進京等鬧劇。令他感興趣的是在青燈古卷中，以尖刻而又充滿疑惑的目光，審視國人那多病的靈魂。

在這種彌漫著沉悶的壓抑中，周樹人更加離群索居，更加孤獨，他埋頭《嵇康集》的?？?，還輯校了《志林》《后漢書》，之后又準備寫《會稽禹廟窆石考》。再后來他又沉湎于佛教，玩起了古董，人也漸漸頹唐，甚至變得蒼老。

錢玄同與周樹人談話時，極像其兄的周作人從隔壁房間踱出，忙與錢玄同打招呼。周作人最近剛被蔡元培聘為教授，講授歐洲文學史和羅馬文學史，月薪少胡適四十銀圓。心情頗為不錯。

錢玄同從皮包取出兩本《新青年》遞給周氏兄弟。對《新青年》周氏兄弟并不陌生，他們是每期必讀的。

錢玄同說：“仲甫托我向二位問好，歡迎你們賜稿，助文學革命之陣哪。”

周樹人表示：既然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有令，自己甘當一名過河卒子，就為《新青年》吶喊幾聲吧。

錢玄同大喜過望，感激地向二位老弟拱手。

周樹人稱錢玄同是“我的朋友”，錢玄同也說是周樹人的“老朋友之一”。他們師兄弟交往長達二十九年。后來錢玄同對這段漫長的交往，歸納為這樣三個階段：尚疏、最密和極疏。錢玄同與周樹人如此多年近距離地接觸，使他太了解其人，又能在最后“極疏”的十年里，以超然的心境認識和對待周樹人，讓我們看到錢玄同的高尚人格。

不管錢玄同與周樹人的交際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魯迅寫于1923年8月23日的《吶喊·序》中卻如實記錄了此次晤面。不過，錢玄同被改成了“金心異”。此名，原本是復古派林紓小說《荊生》中影射錢玄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