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最初設(shè)定的口述對象確定為一百個人，是具體的數(shù)字，并不是一種概數(shù)。

當(dāng)時，我通過報紙表示，我要為普通的“文革”經(jīng)歷者記錄他們的心靈史，并表示要在發(fā)表時隱去這些人的姓名以及相關(guān)的人名、地名。當(dāng)時“文革”崩潰不到十年，種種恩怨猶在，人們心有余悸，我要保護這些向我傾吐心聲的普通百姓。

開頭幾個月里，我收到響應(yīng)者的信件四千余封，電話無數(shù)，我感覺我像掘開一個堤壩那樣，一種來自社會的心靈之潮兇猛澎湃；我感受到“文革”劫難的深切與巨大，以及一代人壓抑之強烈與沉重?？谑鰰r，我傾聽到那么多陌生人—形形色色、匪夷所思的命運悲劇主人公的心靈述說，促使我的思考不斷地觸到這個悲劇時代的本質(zhì)，因此我要用這部書記錄那個時代的真實，人的真實才是時代的真實。

我忠實地記錄下一個個親歷者心靈的聲音，并依照我的承諾在發(fā)表和出版時隱去他們的姓名與相關(guān)的地名，以及會使他們“暴露”出來的細節(jié)。盡管我做得已經(jīng)夠嚴(yán)密了，卻沒料到—由于書中體現(xiàn)的環(huán)境氛圍和口述者的語氣太逼真，最終還是被一些與口述者相關(guān)的人覺察出來。口述者的苦難常常是一種絕對的隱私，一旦變成公開化，就使他們身陷糾結(jié)、困擾與次生的悲劇中，這使我深深愧疚，甚至有負罪感。

這種事接二連三地出現(xiàn)，迫使我中斷了寫作，并在再版時刪去這類篇章，于是本書的“一百”的詞義也由具體數(shù)字變?yōu)楦艛?shù)。

三

懺悔是我在口述過程中一直期待的，因為我在長長一段時間的口述過程中遇到的全是受難者，沒有一名懺悔者，這使我心懷憂慮。“文革”中無以數(shù)計的悲劇，怎么沒有一個懺悔者出現(xiàn)？那些在“文革”中作惡的人真能活得那么若無其事，沒有復(fù)蘇的良知折磨他們？懺悔不只是覺悟，更是覺醒，良心和良知的覺醒。我說過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因為一個真正健康和文明的社會需要廣泛的良知。

我一直等待一位勇敢的懺悔者的出現(xiàn)。

去年春寒時候，我在巴黎圣母院內(nèi)，面對側(cè)面一排古老的懺悔室佇立良久，默然反思著這件事。回來后，我在《西歐思想游記》中寫道：“我們的‘文革’要從這里走出來就好了，整個社會就會干凈多了。”有幸的是，回國不久，我便從媒體中看到幾個“文革”懺悔者的赫然出現(xiàn)。也許這幾個人曾是威震一時的“文革”名人，也許它又觸動了那個至今未有結(jié)痂的歷史傷口，從而激起了來自當(dāng)事的“文革”受難者最直接的譴責(zé)。這譴責(zé)穿過近四十年的時光隧道，聽來仍覺心靈震顫。

在“文革”已成為歷史的今天，有人能站出來懺悔應(yīng)不是虛偽的。人近晩年，負罪在身，于心難安，公開道歉，表明了良知依存。當(dāng)然，懺悔不能洗清一切。對于受難者來說，更無法構(gòu)成安慰。這件事再一次證明了“文革”是什么？“文革”給人留下了什么？

黑暗本身是變不成光明的。我們從悲劇的歷史中能獲取的只有真正的認(rèn)知，警戒今天，告誡未來。

歷史永遠是活著的。有些歷史頑疾只有不斷吃藥才不會發(fā)作。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