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詩力說》云“求新聲于異邦”，《哀弦篇》則謂“介異邦新聲”，所介紹者亦有重合，如波蘭詩人密克威支（Adam Mickiewicz）[1]、斯洛伐支奇（Juliusz Slowacki）[2]、克剌莘斯奇（Zygmunt Krasiński）[3]等，彼此都曾講到。《哀弦篇》后出，述及密、斯二氏生平，徑曰參看《摩羅詩力說》；個別處則予以訂正，如《摩羅詩力說》講密克威支等“本裴倫”，《哀弦篇》則說：“波闌當時文章，雖受裴倫感化，顧所詠人物性情，迥不相合。”指出波蘭詩人并不如裴倫（George Gordon Byron）[4]般“輕其國人”、“以咎責國人”。更為重要的是，《摩羅詩力說》與《哀弦篇》雖然宗旨相去不遠，卻是兄弟二人分別本諸一己性情，對于世界文學有選擇性的接受。哥哥激越，標榜“摩羅”；弟弟沉郁，強調“悲哀”。如果套用現成的文學觀念，可以說其一側重浪漫主義，其一側重現實主義?！栋移?ldquo;茲所言者，首波闌，次烏克剌因，駙以斯拉夫小國，次猶太終焉”，都屬于所謂“弱小民族文學”；歸結為：“如上所述，列國文人，行事不同，而文情如一，莫不有哀聲逸響，迸發(fā)其間，故其國雖亦有黯淡之色，而尚無灰死之象焉。若在吾國，則何有矣。……今于此篇，少集他國文華，進之吾土，豈曰有補，特希知海外猶有哀弦，不如華土之寂漠耳。”似乎更足以概括繼乎其后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一書。對于周作人來說，《哀弦篇》上承《孤兒記》，下啟二十至四十年代諸作；在其人道主義思想發(fā)展過程中，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周作人說：“《新生》式的論文，既然得在《河南》上邊得到發(fā)表的機會，還有翻譯這一部分，不久也就以別一種形式發(fā)表，這就是《域外小說集》了。”[5]起手翻譯應該稍早，其中周作人所譯斯諦普虐克作《一文錢》，一九〇八年六月在《民報》第二十一期發(fā)表。著手編輯出版，則在搬進波之十九號以后，乃是得到后來的一位住客的資助：“蔣抑卮是杭州的銀行家，大概是浙江興業(yè)銀行的理事吧，他本與許季茀相識，一九〇八年他往東京割治耳病，先到本鄉(xiāng)許處寄居，魯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認識了。他雖是銀行家，卻頗有見識，舊學也很好，因此很談得來，他知道魯迅有介紹外國小說的意思，愿意幫忙，墊付印刷費，賣了后再行還他。這結果便是那兩冊有名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一千本，墊了一百元，第二冊減少只印了五百本，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沒有這墊款，那小說集是不會得出世的。”[6]——附帶說一句，蔣抑卮關于周作人的印象是：“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鶴似的。”對此周氏說：“這似乎未必十分正確，我只是不善應酬，比較沉默，但在形跡上便似乎是高傲，這本來是我所最為不敢的。”[7]

中國現代文學實發(fā)軔于周氏兄弟未獲成功的《新生》，——如果說“甲編”《河南》所載理論是以魯迅為主，那么“乙編”《域外小說集》所收翻譯就以周作人為主。《域外小說集》署“會稽周氏兄弟纂譯”，周樹人發(fā)行，上海廣昌隆綢莊寄售。第一冊于一九〇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說七篇，其中周作人譯五篇；第二冊于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說九篇，周作人譯八篇，余為魯迅所譯。二人分別據英、德文翻譯或轉譯。魯迅為《域外小說集》所撰序言有云：“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與《摩羅詩力說》、《哀弦篇》所說正相一致。他們原本有個龐大規(guī)劃，即如該書“略例”所說：“集中所錄，以近世小品為多，后當漸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采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惟僅出兩冊即告中止，未及完成[8]。魯迅說，當時“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9]。從已出版的兩冊來看，這一愿望只是部分得以實現。“弱小民族文學”本來是個內容概念，以后他們倡導的“人道主義文學”實即孕育于此；但是當時因為材料有限，遴選不易，也就退而成為一種地域概念。即便如此，《域外小說集》所收亦不盡是“弱小民族文學”，“叫喊和反抗”者尤其不多，——雖然這不應從社會層面，而應從精神層面去理解。相比之下，倒更接近《哀弦篇》說的“哀聲逸響，迸發(fā)其間”，周作人所譯波蘭作家顯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0]的《樂人揚珂》、《燈臺守》和《天使》，可以作為代表。

《域外小說集》以譯者的審美趣味決定一切，全然不求取悅于人，這在周氏兄弟的翻譯生涯中，乃至在整個中國翻譯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如該書序言所說：“《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從此二人徹底走出林紓的陰影，擁有自己的翻譯理念和翻譯風格，而這涉及對原著的選擇、譯法和文體諸方面。與他們?yōu)椤逗幽稀冯s志所寫文章一樣，《域外小說集》也體現了“文字上的復古”，較之周作人此前幾種譯著，讀來艱澀得多。蔡元培曾評價說：“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11]以后譯者自己對此有所反思，認為是不成功的嘗試[12]。而“收錄至審慎”和“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兩點，則為他們所堅持始終，所謂“直譯”，即由后一方面發(fā)展而來。“尤其注重于短篇”，也是別具一格的眼光。雖然，“《域外小說集》初出的時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頭，卻已完了！’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于無物”[13]。以后周氏兄弟繼續(xù)此種“注重”，無論翻譯，還是創(chuàng)作，都對短篇小說這一形式情有獨鐘。要論《域外小說集》的貢獻，側重“弱小民族文學”是其一，倡導短篇小說是其二。十年以后，這兩方面都蔚為大觀，發(fā)端正在最初兩冊薄薄小書。盡管當時曲高和寡，銷路慘淡，落得半途而廢。不過當年五月一日，東京《日本及日本人》雜志上倒有一則關于“住在本鄉(xiāng)的周某，年僅二十五六歲的中國人兄弟倆”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的報道，這是周氏兄弟首次為外間所公開評論。

周作人還據寇?。↗eremiah Curtin）[14]的英文本轉譯了顯克微支一八七七年發(fā)表的中篇小說《炭畫》（Szkice weglem）[15]。譯稿曾經魯迅修改謄正。周作人的文學批評觀，受到勃闌兌思（Georg Brandes）[16]很大影響?！赌α_詩力說》和《哀弦篇》極力表彰波蘭文學，正是當時讀到勃氏所著《波蘭印象記》的緣故。周作人說：“波蘭小說家中我最喜顯克微支，這也是《印象記》的影響。其時顯克微支的歷史小說《你往何處去》及《火與劍》三部作正風靡一時，勃闌兌思卻說他的短篇更好，舉出《炭畫》為代表作，其次有《天使》與《燈臺守》。我很高興能夠把這三篇與《樂人揚珂》以及《酋長》都翻譯成中文，只可惜還有一篇《得勝的巴耳忒克》沒有譯出。”[17]比起《域外小說集》中某些篇章，《炭畫》似乎更合乎“弱小民族文學”的本義，尤其體現了《哀弦篇》所說的“悲哀”。與他當年“半偷半做”的《孤兒記》相仿，《炭畫》寫的也是弱者的悲慘命運，似乎仍然體現周氏對此的特殊關注；不過《炭畫》堪稱杰作，寫法從容多了。正如周作人所云：“顯克微支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言情，無不佳妙，寫民間疾苦諸篇尤勝。事多慘苦，而文特奇詭，能出以輕妙詼諧之筆，彌足增其悲痛，視戈戈爾笑中之淚殆有過之，《炭畫》即其代表矣。”[18]以后他說：“這是我的譯文里的最中意的一篇，因為原文實在太厲害了。”[19]該譯作當時未獲出版。五年后投寄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回信有云：“行文生澀，讀之如對古書，頗不通俗，殊為憾事。”的確道著《域外小說集》、《炭畫》和繼乎其后的《黃薔薇》難為讀者接受的原由。魯迅后來也說《炭畫》譯文“生硬”[20]。一九一四年四月，《炭畫》才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乃是周作人用本名出版的第一本書，只是“三十元的板稅卻一個大都不見”[21]。

[1] 通譯密茨凱維奇。

[2] 通譯斯沃瓦茨基。

[3] 通譯克拉辛斯基。

[4] 通譯拜倫。

[5] 《知堂回想錄·〈域外小說集〉——〈新生〉乙編》。

[6] 《袁文藪與蔣抑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亦報》，收《魯迅的故家》）。

[7] 《知堂回想錄·蔣抑卮》。周作人的筆名“鶴生”，即出典于蔣氏的說法。

[8] 兩冊《域外小說集》書末均有“新譯預告”，未經譯出者尚多。其中匈牙利作家密可札忒（Mikszáth Kálmán，通譯米克沙特·卡爾曼）的《神蓋記》（Szent Péter Esernyöje，通譯《圣彼得的傘》），周作人譯了一部分，未發(fā)表，稿藏上海魯迅紀念館。

[9]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收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創(chuàng)作的經驗》）。

[10] 通譯顯克維奇。

[11] 蔡元培：《答林琴南書》（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公言報》）。

[12] 上海群益書社一九二一年出版《域外小說集》增訂本，魯迅用周作人名義所寫新序有云：“我看這書的譯文，不但句子生硬，‘詰屈聱牙’，而且也有極不行的地方。”并說，“當初的譯文里，很用幾個偏僻的字，現在都改去了。”

[13] 魯迅：《域外小說集·序》。

[14] 通譯柯廷。

[15] 通譯《炭筆素描》。《關于〈炭畫〉》（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四日《語絲》第八十三期，收《炭畫》）：“一九〇八年在東京找到了寇丁譯的兩本顯克微支短篇集，選譯了幾篇，把《炭畫》也譯出了，過了些時，才寫這首小引。”按《〈炭畫〉小引》末署“己酉二月，譯者記”。又《域外小說集》第二冊卷末“新譯預告”列有此書，似乎該項譯事略晚于《域外小說集》。

[16] 通譯布蘭代斯。

[17] 《關于自己》。

[18] 這是周氏《歐洲文學史》未印行的十九世紀一篇中的內容，見《關于〈炭畫〉》。戈戈爾（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通譯果戈理。

[19] 《關于〈炭畫〉》。

[20] 魯迅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致周作人信。

[21] 《關于〈炭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