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這個問題所提示我們的那樣，我們開始猜想，對于女性主義批評來說，對于19 世紀核心地帶的研究依然還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說來，這個時期的性別意識形態(tài)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特別具有壓制性的，正如弗吉尼亞·伍爾夫很久之前就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它對女性的限制并不僅僅體現在緊身胸衣的束縛上，而是把女性拘禁在“私人的屋子”（Private House）里，剝奪了她們所有的一切，使她們非常不滿。但是，另一方面說，這一時期的美學與政治特征又特別地富于啟示力量，它不僅導致了革命運動的產生，也觸發(fā)了由女性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最豐富的產品。我有時候會這樣猜想，或許，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對文學發(fā)展進行歷史分期的古怪嘗試——那首標題為《19 世紀及其后》的神秘難解的四行詩——倒最恰當不過地概括了女性主義者的一種對過去特別感興趣的特征，我們作為簡·奧斯汀、勃朗特姐妹、巴瑞特·勃朗寧、艾米莉·狄金森、喬治·艾略特和羅塞蒂所形成的傳統(tǒng)的讀者、研究者和繼承者，偶爾真的會沉陷其中，并樂而忘返呢：

雖然那偉大的歌謠一去不返

我們依然十分快樂：

鵝卵石在海岸上彼此相擦

就在海潮退卻之后。

在《閣樓上的瘋女人》出版之后，我們又出版了該書的三卷本續(xù)篇，題為《沒有男人的土地—20 世紀女性作家的地位》（No Man\'s L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讀過這部續(xù)作的讀者會知道，蘇珊和我常常被20 世紀女性的文學成就吸引，我們并不真的同意葉芝小詩中流露出來的那種具有諷刺意味的順從。然而、然而……

超越《閣樓上的瘋女人》

蘇珊·古芭：如果對于女性主義批評早期階段的簡略回顧告訴我們，對于維多利亞時期的研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開端的話，那么，對于本書于1979 年初版后的狀況所作的同樣簡略的勾勒可以告訴我們，19 世紀依然為在此之后經歷了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方法論轉變的女性主義思考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活動空間。事實上，令人驚奇的是，女性主義發(fā)展的不連貫性就和新歷史主義、酷兒理論、后殖民主義、美國非洲裔研究和文化研究，還有后結構主義的方法一樣，改變了浪漫主義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的既定地圖。盡管我的一位同事在肯定了1980 年面世的《地窖里的瘋子》（The Maniac in the Cellar）時，以一種假惺惺的口吻預言說還會有一部名叫《黎明時分的瘋子》（The Lunatic on the Dawn）的續(xù)作出現，《閣樓上的瘋女人》這部著作卻并沒有被后來接著對19 世紀文學史進行研究的人們所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