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函中強烈要求齊魯大學立即“查復上述傳言是否屬實”，并給史語所一個說法。

1937年10月，日軍逼近黃河，位于濟南的齊魯大學學生無心讀書，學校停課。除留下部分員工留守外，大部分師生及主要教育教學設備遷往四川。第二年秋天，在成都華西壩借華西協(xié)和大學的部分校舍復校開課。這時的顧頡剛已辭去燕大教職，先組織了一個西北考察團對西北邊疆展開調(diào)查，后受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的聘請，于1938年10月抵達昆明任云大教授。隨后北平研究院（南按：非中央研究院）遷至昆明，顧頡剛兼任該院史學研究所歷史組主任。1939年春，齊魯大學校長劉世傳邀顧頡剛到該校出任國學研究所主任之職，顧氏認為齊大開列的條件對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較為有利，慨然應允，并悄悄拉上正在西南聯(lián)大任教的錢穆一道入伙。

錢穆（1895—1990），無錫人，讀過家鄉(xiāng)私熟，后為蘇州中學教師，顧頡剛自北平回老家探親時，發(fā)現(xiàn)這位鄉(xiāng)村秀才學識淵博，對歷史文化有獨到見地，言談舉止非一般“土鱉”甚至放洋的“海龜”可比，是個自學成材的標本式人物。于是一回到北平，便竭力向?qū)W術(shù)界引薦，錢氏自此鯉魚跳龍門，一躍進入全國頂尖級的高等學府，并迅速成為在史學界的一顆明星。

錢氏是1930年秋離開蘇州至北平的，時年36歲。他先是隨顧頡剛在燕京大學任教，后由顧氏推薦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由于個人閱歷、學術(shù)觀點以及性格等差異，錢穆與傅斯年、胡適等人不睦。在錢穆看來，當時的史學界有兩大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學派”。他對”科學派”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代表人物胡適、傅斯年輩頗不以為然。在錢穆眼里，這一學派并無什么價值，無非是“震于‘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而已。[4]這一評語的矛頭看起來是胡、傅同指，而更多的是指向傅斯年，因為胡適尚有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問世。而傅斯年則一直反對“著史”，以專題研究為重，又崇尚實證、客觀之史學，此點與錢穆心中的史學觀相抵牾。由于學術(shù)見解不同，終致個人關系惡化。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稱他從來不讀錢穆的書，錢穆對傅也已表露出無任何好感可言，二人積怨?jié)u深，畢生都未能化解。據(jù)一位知情者回憶，錢穆嘗謂傅斯年霸氣十足，是水泊梁山忠義堂山大王一類人物，而傅斯年則罵錢穆根底浮淺，不足為謀。當錢穆的《中國史綱》在抗戰(zhàn)期間出版時，一位叫張曉峰的朋友在重慶見到了傅斯年，詢問對此書的看法。傅斯年對此嗤之以鼻，回答道：“我從來不讀錢某人的書文一個字。錢某人屢談西方歐美學術(shù)如何如何，那些知識其實都是從《東方雜志》轉(zhuǎn)抄而來的，沒有什么自己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那位叫曉峰的人聽罷，回敬道：“你既然號稱不讀錢某人書文一字，又如何知道得這么詳細？”傅氏漲紅著臉“吭”了一聲，不再言語。[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