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準確地說，是我們這個世界，至少從1914年起，就陷入了一種永久的危機狀態(tài)之中。大約從同樣一個時間起，由于方法上的沖突，我們的文學研究也一直呈現(xiàn)出一種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當然情況沒有那么激烈，也不是那么引人注意。19世紀的學術界對任何事實的積累都懷著一種天真的態(tài)度，相信這些磚石總有一天會在建造學問這座偉大的金字塔中派上用場；同時，他們對依照自然科學模式建立起來的一套因果關系的解釋方法也持完全信任的態(tài)度。然而早在此之前，這些為人堅信不疑的觀念已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挑戰(zhàn)了，如意大利的克羅齊、德國的狄爾泰和其他一些學者。因此，最近這些年也不能說是一種例外，文學研究的危機甚至也不能說是已到了可以獲得解決或是得到緩和的時候了。我們的目標和我們的方法必須重新進行審查。在過去幾十年中，好幾位文學研究的大師，如凡·第根、法里內(nèi)利、沃思勒、庫提烏斯、奧爾巴赫、伽列、巴登斯貝格以及施皮茨等人的逝世，也確實具有某種象征的意義。

……

在我看來，題材和方法的人為劃分，淵源和影響的機械論觀念，以及慷慨然而卻是出自文化民族主義的動機，這些似乎就是比較文學研究持久危機顯露出來的癥狀。

這三個方面都需要作徹底的調(diào)整?！氨容^”文學和“總體”文學之間的人為界線應該廢除?！氨容^”文學已經(jīng)成為一個特定術語，用以指超越了國別文學界線的文學研究。抱怨這一術語在語法上有毛病，堅持它應當稱為“文學的比較研究”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種省略的用法?！翱傮w”文學這個術語還沒有流行起來，至少在英語中是如此；這可能是因為它仍然含有指詩學和理論的陳舊含義的緣故。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簡單地說文學研究或文學學術研究，應當像艾伯特·蒂博代所建議的那樣，有文學教授就行了，就像有哲學教授和歷史教授而沒有英國哲學史教授一樣；盡管某教授完全可能對這個或那個具體的時代和國家，甚至某個具體的作者有著專門的研究。幸運的是，我們還沒有18世紀英國文學教授或歌德語言研究教授。但我們學科的命名就最直接的意義而言，是在學術研究方面作出規(guī)定的問題。重要的是，文學研究應視為不受語言限制的統(tǒng)一學科。

因此，我不同意弗里德里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比較文學家“不能也不敢侵犯其他的領域”，也就是說，英、法、德和其他各國文學的研究者們的領域。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遵循他的勸告，不“相互侵犯他人的領域”。在文學研究中既沒有所有權，也沒有得到公認的“既得利益”。每個人都有權研究任何問題，即便這個問題只局限于使用一種語言的一部作品；每個人都有權去研究歷史、哲學或其他任何課題。當然他會冒遭受專家批評的危險，但這個危險他是必須冒的。我們比較文學家肯定不會阻止英國教授們?nèi)パ芯繂疼诺姆▏鴾Y源，或阻止法國教授研究高乃依的西班牙淵源，等等；因為我們比較文學家也并不希望自己不能發(fā)表關于具體國家的文學論著。人們總是太過于看重專家們的“權威”了。實際上這些專家通?？赡苤涣私鈺糠矫娴那闆r或文學之外的一些資料，他們未必就有著非專家的鑒賞力、感受性和廣博的知識。非專家的廣闊視野和敏銳洞察力完全可以彌補多年專門研究的不足。我們主張在研究中需要更大的靈活性和理想的普遍性，并不就意味著自以為是和目空一切。對于思想自由的人來說，到處掛著“不準入內(nèi)”的牌子，設立用籬柵圍起來的保留地的做法，是令人厭惡至極的。只有在權威的比較文學理論家所鼓吹和實踐的陳舊的方法論的限制之內(nèi)，才會產(chǎn)生出這類觀念。這些理論家們以為“事實”可以像金塊那樣去開掘，對這些金塊，還可以標出勘探者的所有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