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酒忘憂和立善求名的病根都在于占有欲，而這種占有欲最主要的對象就是占有自我。對死亡心存恐懼表明恐懼者還心中有“私”，他們把自己的生命體驗作為自己的一種私有財產，因此想死死抓住自己的生命不放。有占有的欲望自然就有害怕失去的憂慮。怕死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因為當我們存在的時候，死亡并不存在；而當死亡在這里的時候，我們就不存在”，怕死是害怕失去自己已經占有的東西：軀體、名譽、地位、財產、個性等等，所以蘇格拉底認為，“對死亡感到悲哀”的人“是一個愛欲者”，“或者愛財，或者愛名，或者兩者都愛”。

要使自己超脫生死的束縛，個體就必須從自我占有、自我中心和自我依戀中解脫出來，讓自己與宇宙大化融為一體，只有“縱浪大化中”才能“不喜亦不懼”，達到一種無掛無礙不沾不滯的悠然灑落之境。陶淵明通過與天地同流來超越生死，論者往往認為其生命取向近于老莊，并因此遭到后人委婉的責難：“立善誰譽，今及之而后知非口頭語，乃傷心語?？鬃右鄧@‘知我其天’，即此意也。然只有如此，并無別路。陶公所以不得與于傳道之統(tǒng)者，墮莊、老也。其失在縱浪大化，有放肆意，非圣人獨立不懼，君子不憂不惑不懼之道。圣人是盡性至命，此是放肆也。不憂不懼，是今日居身循道大主腦。莊周、陶公，處以委運任化，殊無下梢。圣人則踐之以內省不疚，是何等腳踏實地?！比寮页缴朗峭ㄟ^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事奮斗，賦予短暫的人生以崇高的價值和密集的意義，在現(xiàn)實人際和短促人生中贏得永恒；道家則是通過與大化同流而與大化同在。陶淵明否定了立善求名的功利人生，而取“縱浪大化”的審美式超越，其生命取向的確近于莊子。莊子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人之生來于自然而其死又歸于自然，無論其生其死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生與死都是氣聚散變化的結果，由此他推出了“死生存亡之一體”的結論，完全抹殺了生與死的對立和區(qū)別，“不知悅生，不知惡死”的人生態(tài)度因而確立。陶淵明的“不喜不懼”與莊子的“不悅不惡”，二者對生死的態(tài)度好像如出一轍。

但是，陶對生死的灑落與莊對生死的放曠有著深刻的差異。莊子肯定了個體生命的自然屬性，而否定了人的社會屬性和價值形態(tài)，這導致了他的放曠既違人倫又反歷史。他把死作為人難得的“至樂”，認為死后“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因此他在妻子死后“箕踞鼓盆而歌”。然而，妻子的死亡并不只是她軀體“氣散”，而且是她與社會聯(lián)系的終結，是她與莊子甘苦共嘗的情感應答的中止。妻子命歸黃泉還鼓盆而歌，表明莊子只把社會的人歸結為“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的動物生命，完全剝離了親人的社會屬性和生命價值，所以，他放達得近于荒誕，冷漠得不近人情。陶淵明對自己的生死如此平靜坦然，對親舊的死亡卻那樣哀傷悲切：“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zhí)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shù)竟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沉哀疚，二胤才數(shù)齡。雙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座，宿草旅前庭，階除曠游跡，園林獨余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保ā侗瘡牡苤俚隆罚┻@種哀傷并非如叔本華所說的，是從死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運，骨子里是為自己難逃同樣的宿命而落淚，它是詩人對人倫的關懷，對溫情的珍視。超脫了死反而使他更執(zhí)著于生，熱愛生與超脫死渾然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