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十年代末，粵語歌曲已經(jīng)走了十個年頭，前途似乎應(yīng)該一片好景，而且由臺灣吹來的校園民歌亦告訴了我們那里的形勢也在變化，一股新的力量正從校園蔓延到整個社會。羅大佑曾在《之乎者也》中唱：“風(fēng)花雪月之，嘩啦嘩啦乎！流行歌曲者，是否如此也？”來諷刺校園民歌，但從那時期冒出來的小侯哥、李壽全、李宗盛等，正是后來臺灣新音樂發(fā)展很有成績的中流砥柱。反觀當(dāng)時的香港樂壇，音樂形式仍然變化不大。寫詞的新秀卡龍、湯正川曾企圖以一種比較文藝和低調(diào)的手法，力圖創(chuàng)出新的局面，但是只屬孤軍作戰(zhàn)。反之，繼而冒升的新作詞人卻個個都是情歌高手，如向雪懷、林敏聰?shù)?，先后為譚詠麟寫下了不少少男少女愛到發(fā)燒的作品，掀起樂壇全面的情歌浪潮。當(dāng)時，電臺曾經(jīng)致力推廣香港城市民歌，可惜唱片公司不大支持，只用一些毫無名氣的歌手來問路。在那個大形勢下，成績自然不用多說。而從那時起，不論小調(diào)、搖擺、民謠、流行樂、dance beat，統(tǒng)統(tǒng)不離情愛為題，總之單思相思、失戀，以至情欲交煎、如膠似漆的描寫，亦一應(yīng)俱全，維持至今日。泛濫災(zāi)情之嚴重，早已覆蓋全港。

在這數(shù)以千計的情歌中，當(dāng)然不乏至情至圣之作，也可以說，代表香港作詞人最輝煌成就的，十之八九都是情歌。但很遺憾，聽過羅大佑的情歌的人都說，他才是高手中的高手。至于他在其他題材的表現(xiàn)，更加令香港作詞人望塵莫及。

縱使羅大佑的歌曲在香港并不普及，但音樂中人對他可謂推崇備至，故此有人將他的歌曲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為粵語唱出，成功地捧紅了張學(xué)友、鄺美云。亦有人專誠請他作曲，如關(guān)正杰的《東方之珠》、楊凡新片《海上花》的主題曲。不過論到寫粵語詞，他至今還未能和我們的作詞人一較高下，原因肯定不是他缺乏題材，而是對于一個不諳粵語的人來說，要克服方言的苦惱恐怕比之不諳國語而去寫國語詞的人還是辛苦得多。

先詞后曲抑或是先曲后詞

在解釋粵語詞為何比國語詞難填之前，讓我們先理解怎樣才算識填詞：

即使你完全不懂樂理，相信亦曾嘗試或聽到別人將一些熟悉的流行曲改為咸濕歌或搞笑歌，其實這已經(jīng)算作填詞了。不過，這種單憑死記旋律的方法，并非萬應(yīng)萬靈。一般專業(yè)作詞人，對樂理必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懂樂理，只需有歌曲的旋律樂譜或是簡譜，已經(jīng)可以著手填詞，如果同時兼有已完成的音樂錄音，意境與內(nèi)容的配合固然更佳。所以填詞人對樂理越了解，加上能玩樂器的話，捉摸旋律的感覺更會更快，填詞技術(shù)的發(fā)揮定會更廣。至于文學(xué)修養(yǎng)的程度，自然是越高越好。

比起國語，粵語確有較多問題需要注意。以下先借一個譬喻來做說明：

如果你手上有一個人的照片，這個人是屬于一個家庭里九胞胎的其中一個，你一定很難去找出這個相中人，因為他們的樣貌極為相似。

如果你手上有另一個人的照片，這個人只是一家四胞胎的其中一個，那么你便會比較容易去辨別出這個相中人,因為你的選擇少了。

這里要說明的，是粵語每個字有九聲變化。如果字音不合旋律(稱之為拗音),唱出來會很似另一個發(fā)音相近的字,聽起來不順耳，甚至令人誤解意思。

而國語只有四聲,錯的機會便相應(yīng)減少,而且國語常用兩個字來形容一件東西,例如衣服、桌子,比之粵語的衫、枱似是累贅一點，但別人聽錯的可能性便比較少。

也許,這樣解釋你還是不太明白,不過若你對填詞有興趣,只要多聽多想，留心一下粵語唱片時代和現(xiàn)時的流行曲的歌詞發(fā)音，始于都會想得通的。

其實語言上的聲韻問題，并非必須知道才能作詞的，只要你注意音準(zhǔn)，考慮別人聆聽時會否誤解意思，累積經(jīng)驗多了，就根本沒有知與不知的分別。有時候，拗音字的音符若只屬一個時值很短的拍子，而又不落在強拍上，甚至根本這個字并不重要，都可以將這個拋音字保留。至于怎樣才算可以接受，則是見仁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