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發(fā)，香港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在1967年也發(fā)生暴動。當時香港出現勞資糾紛，左派工人認為政府偏袒資方，乃發(fā)起游行示威，高喊“我們必勝，港英必敗”“打倒白皮豬、黃皮狗”等口號，繼而扔石頭、玻璃瓶、炮仗、汽油彈等。有一段時間街上出現炸彈，有真有假，通常貼上“同胞勿近”等標語。記得有一天上學，我在嘉道理道看見地上有一個紙袋，也寫著“同胞勿近”，只好繞到對面街繼續(xù)走，也不覺得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我父母非常擔心，開始考慮送我和姐姐出國。1968年1月，我中五6還未讀完，就被送到澳洲悉尼一所天主教寄宿中學。選擇澳洲，是因為父親在那里有三個朋友：其一是電懋同事秦羽的弟弟，其二是徐誠斌主教的梵蒂岡同學，其三是父親的朋友柳存仁。柳存仁并不在悉尼，他是首都堪培拉澳洲國立大學的教授。

柳存仁的原名叫柳雨生，生于1917年，卒于2009年。柳存仁是北京大學學生，我父親是燕京大學學生，兩人在北京未必認識，但兩人其后都在上海光華大學就讀，應當是相識于上海?？箲?zhàn)勝利后，柳雨生被批為“漢奸文人”，但他好像沒做什么直接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只是用了日本人的錢去辦雜志罷了。柳雨生隨后改名柳存仁，并移民澳洲，出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是國際著名的漢學家。我父親從來沒有向我提過柳雨生其人其事，只跟我說柳存仁是他的好朋友。我知道柳存仁和我父親的關系確實很好，他每次經過香港都會來我家。柳存仁很細心，我父親過世后，他還會寄一些東西給我母親，例如首日封，目前這些首日封還放在家里。

我和姐姐出國后，父親在家專心養(yǎng)病。身體好些后，父親申請香港大學的研究獎學金，專攻《紅樓夢》研究，但被拒絕。他那時寫的文章大多與《紅樓夢》相關，不少紅學論文都研究些很細微的事情，如丫鬟的命名、黛玉房間的對聯(lián)等。當時如果他成功申請到研究獎學金，很可能就會成為一位紅學權威。張愛玲曾寫信安慰父親說：“你拿不到獎學金很可惜，你是研究《紅樓夢》好人選?！蔽腋赣H回復說：“沒辦法，想做的東西做不到，所以變成這樣。”

之后我父親進了香港中文大學，當李卓敏校長的特別助理，那是1968年。李校長自己早有秘書處理日常事務，我父親呢，就是幫他處理特別事務，例如為校長寫演講稿之類。再舉一例，建校五十周年時出版紀念冊，校長要寫一篇校史，但他沒時間寫，就托父親寫。本來有才華的人不可能幫人寫演講稿、書序，然而父親有本領又不想拋頭露面那么辛苦，就接受了這份工作。學校里有員工宿舍，所以我父母那時住在校園，嘉道理道的房子則放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