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在日本發(fā)明江崎二極管以來，已憑借此項功績屢次斬獲大獎。從1959年的仁科紀念獎開始，1960年獲朝日獎與Toyo Rayon科學技術獎，赴美之后，1961年3月獲美國IRE學會（無線學界，后來的電氣電子學會）摩理斯·利柏曼紀念獎，同年10月獲富蘭克林協(xié)會的斯圖爾特·巴蘭坦獎。這一年，我的朋友、慕尼黑工科大學的魯?shù)婪?middot;穆斯堡爾獲得了同一協(xié)會的另一項大獎——艾略特·克瑞森獎，而我這位朋友居然又在同一年，在他32歲這年，榮獲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隨后的1962年卻如同夢魘，那年趕上了肯尼迪總統(tǒng)與赫魯曉夫總書記之間一觸即發(fā)的古巴危機。

這時候的我，已經(jīng)率領IBM公司中自己的研究組，逐步走上了研究的軌道，英語也逐漸能夠熟練運用了，不過有時候我覺得，這只是因為周圍的人開始對我說英語時的種種怪癖逐漸理解了而已，并非我自身的進步。我們以半金屬鉍為研究對象，發(fā)現(xiàn)磁場與電場下新型電子與聲子的相互作用，開拓隧道效應光譜學的新研究領域，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不斷前進著。

1965年5月，傳來了我榮獲日本學士院獎的好消息，從而促成了我時隔5年的榮歸故里。獲獎理由源自“江崎二極管及其應用研究”，推薦人是大名鼎鼎的八木天線發(fā)明者八木秀次教授。我當即趕往八木先生處致謝，當時并不知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教授，卻也是最后一次了。

歸國當時的情況，《周刊新潮》5月29日號刊登過凹版印刷的相關文章，這里轉(zhuǎn)載一二。標題是“江崎玲于奈榮歸故里”，其內(nèi)容如下：

“我還以為大家早把我給忘了……”

江崎氏一到機場，就被電視臺、報社、雜志社的記者團團圍住，不由得感慨萬千，有此悲嘆。江崎氏當年發(fā)明了“江崎二極管”之后，便辭去了索尼公司的工作，應IBM之召赴美研究，由此引發(fā)了當時關于“人才外流”的話題討論。（中略）

“前往美國，絕非對我國學界不滿所致，只是我的求知欲與當時的機遇恰好吻合而已。說到大洋彼岸全新的研究生活，最大的不同要數(shù)科學家的自然淘汰機制了。在那里，是不論功勞和資歷的，獲得理想崗位全靠實力說話。這就賦予了制度很大的靈活性。此外，科學家還必須一直保持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