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洗所有人的夢，在吃所有人的夢

我是1967年生人，在臺灣叫五年級作家，朱天心他們算四年級作家，我再下一輩的是六年級，一般講是三十歲到四十歲的人。天心的老公唐諾先生學問非常好，還有一些小說家、評論者，他們都是比我用心、非常用功。我啟蒙得比較晚，我自己算用功，可是他們腦袋太好。大概有十余年時間里，我跟天文、天心、唐諾先生他們交往比較長，每個禮拜會去他們的工作室，聽唐諾講別的作家的小說，這對我來講很像一個私密的讀書會，他們還給我車馬費。其實這十年本來算我人生很動蕩的時期，我父親中風躺了4年，家里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又生了兩個孩子，還沒有正式的工作，臺灣的文學市場也無法養(yǎng)活長篇小說。但在我最凌亂的時期里，唐諾先生他們其實對我是很嚴厲的。

其實我跟天心是不一樣的，她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書的銷量就已經是像現(xiàn)在大陸這個狀況。天心的書當時在臺灣賣出三十萬本，是大市場的作家，可是她同時掌握了非常強大的文學理論能力。但到了我們這一輩的時候，基本上臺灣已經開始出現(xiàn)了文學獎機制，我們這一批都是從文學獎出來的。很獨特的是，我們一進入文壇，就開始了作家身份的自我辨識過程。可是事實上，我們彼此之間沒有像上一代作家那樣，而是常一起喝酒、混文學社團。我們是“人造人”，罐頭式的作用。天文、天心她們的現(xiàn)代主義發(fā)展到一個極致，因為臺灣不像大陸這么龐大，有這么多故事和經驗，直到天文、天心出來，才到了一個巔峰時刻，她們交出來的作品已經把某一些文字上的東西推向了極限，而我們就是承接這個過程。我們在網(wǎng)絡上寫一些青春哀歌，或者寫奇幻小說、武俠小說、古墓小說，小說對我們來講像一支昆曲，或者NBA籃球賽，或者芭蕾舞。當時臺灣純文學市場分化，天心的書曾經可以賣到二十萬冊的年代已經不見了；而大陸進入全球化的過程，這也是我們慢慢進場的時刻，是我們開始成為比較成熟的職業(yè)作家的時刻。臺灣大量的市場，大部分做的是翻譯小說，比如《達·芬奇密碼》，這些翻譯小說是好看的，銷量非常大，他們會花非常大的成本，而我們的書大概只賣兩千本。

我們寫的東西比較內向，我們這一批作家是內向時代的小說家，非?？ǚ蚩ㄊ?，非常孤獨寂寞的、內在的自我。我常常講我們缺乏經驗和教養(yǎng)，沒有辦法像王安憶或張愛玲那樣寫小說。我們幾個要好的作家，大概每兩個月會去酒館抽煙、聊天，我覺得這很重要。以前我和唐諾、天心在一起時，我永遠是正襟危坐、滿頭大汗，但我在學習?？墒撬麄冊谝黄鹁桶贌o禁忌，只是抽煙聊天，對我來講，我們是這個城市里的“巫”，被這個城市集體的噩夢、恐懼、虛無、嫉妒所傷痛，我們在洗所有人的夢，在吃所有人的夢。我們只是正常人，但有時候是那么冰冷和孤獨，我們是那么相濡以沫。后來我很喜歡克拉巴爾、布爾克斯，他們每天在咖啡屋喝酒聊天，生命到某一段就突然來了戀情。臺北是一個比較小的城市，是一個支撐寫作，或者交換身世的地方，很溫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