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講日常生活是“小”的話，很多老百姓認為吃穿住行是“小”；講到王朝的興衰，我覺得這是談到歷史的“大”，比如像辛亥革命這么大的社會事件，根本結束了幾千年帝制的革命，很難想象是少數幾個革命黨人自己的激進造成的。并且根據歷史來分析，孫中山最開始的時候也沒想搞革命，通過王韜上書李鴻章，想得到賞識進行改革。大家都認為如果從理論上講，如果不經過革命、不經過暴力、不經過社會大動蕩，而達到了革命能夠達到的社會進步，不是最好的嗎？但是恰恰清政府自己的所作所為喪失了機會，所以我覺得是革命是清廷制造的。

為什么會過激？過激思想開始只有極少數的人，并且得不到多數人的贊同，甚至到1905年、1906年、1907年，都沒有多少贊同孫中山的人。最重大的一次變化，就是在留學生之間爆發(fā)的革命派和立憲派之間的論戰(zhàn)，開始的時候是支持梁啟超的人多、支持孫中山的人少，恰恰是后來清政府實行了幾個政策，馬上證明了它不改革。后來信仰梁啟超的人越來越少了，信仰立憲派的人越來越少了，那些人就轉到支持孫中山了。梁啟超也認為，清政府實際上是制造革命黨的工廠，只有清政府改革了，立憲派的那套理論才能夠實現。如果不看這個，純從理論上看，肯定是立憲派更符合人們的理想一些，但是有一個前提，清政府要改。所以梁啟超論證也認為清政府會改，但事實證明清政府不改，別人就認為你的前提不存在了，越來越多的人就轉向支持孫中山了，支持革命派，革命是這樣才出來的。所以我總覺得，所謂的激進，任何時候、任何朝代，都會有少數人，有各種各樣的激進思潮的。但是這種思想，如果社會是一個正常的、不斷改革的、理性變動的，這種激進思潮只能是少數的，不能成為一種社會的潮流。如果這種激進的思想能成為社會潮流，首先說明這個社會本身有問題了。大的制度當你不變的時候，你應該改而你不改的時候，你不從上而下改的時候，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激進主義的思想所激發(fā)。

各種公共組織、民間組織，就是說不同的利益群體，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機構、組織，有這個組織之間的博弈，包括輿論，互相博弈達到一種理性的妥協(xié)。所以我講最怕無社會，通過這個社會又加強我對現實的理解，通過現實又使我對歷史有更新的看法。比如我那個書里面講到，湖南衡陽有一個很大的批發(fā)市場，那些個體戶租了攤位，交了管理費，但是交了管理費應該有的服務、設施、防火都沒有，這么多人、這么多攤位，幾千個攤位在那里，那么龐大的市場，就是一個社會，但是我既然交了錢，就要求你管理者對我進行某種服務，但它根本沒有，所以突然有那么大一個損失，這就是問題。